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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的雪，是碎的。林晟踩着雪往小学工地走，靴底碾过冻硬的泥块，每一步都发出“咯吱”的脆响，像咬着半块受潮的饼干。工地临时搭的彩钢板围挡被风吹得晃，雪粒子斜斜地砸在板上，积出一层薄白，把“鼎盛建设”四个字盖得只剩边角的墨痕——像他心里那点刚冒头的底气，被雪压得发蔫。 老张蹲在钢筋堆旁抽烟，烟蒂在雪地里戳出个黑窟窿，周围的雪融了圈湿痕。看见林晟，他慢腾腾起身，腰杆没伸直，右手扶着后腰揉了揉——五十多岁的人，腰椎间盘突出是老毛病，天一冷就疼得直咧嘴。“林总，你来正好。”他从怀里掏出张皱巴巴的送货单，纸边被冻得发脆，指尖捏着单子一角，怕一使劲撕了，“水泥每吨涨了三十，钢筋每吨涨了五十，这月的料，比上个月贵出二十万。你要是不给加钱，下批料我进不来，工人只能停工。” 林晟接过送货单，指尖碰到纸页上的冰碴，凉得一缩。单子上的单价被红笔改了两次，第一次划掉的数字还能看清，比现在低了块把钱。他抬头看工地，搅拌机停在那儿，滚筒上结着层薄冰，几个工人蹲在工棚门口烤火，看见他过来，都把话头收了，只剩火堆里木柴“噼啪”的响。“张叔，能不能再等等”他的声音有点紧，口袋里的旧车票硌着腰，2000年深圳的票价是86块，现在这点钱，连半袋水泥都买不来，“我这边还在凑钱，再过半个月……” “等”老张笑了，把烟屁股扔在火堆里，火星溅起来，“工人等着拿钱买年货，家里孩子等着交学费，我能等，他们等不了。”他往工棚那边指了指，“你看老陈，他儿子下个月结婚，就指望这月工资凑彩礼；还有小周，他妈住院，天天催他寄钱。我总不能让他们空着手回去吧” 林晟没说话，往工地深处走。脚踩在雪上，留下一串深脚印，没走几步，雪又把脚印填了一半。他知道老张没说谎，上个月去建材市场，李建国就跟他提过涨价，只是他当时满脑子都是城东地块的规划图，觉得先把工地开起来，钱总能想办法。可现在，小学项目的300万垫资是李建国的，建材再涨二十万，他手里那点准备给父亲交医药费的钱，根本不够填窟窿。 回到办公室，林晟把预算表摊在桌上。台灯的光有点暗，他凑得近了些，红笔在“建材费”那栏画了个圈，画了又涂，纸都快戳破了。桌上的旧车票露了个角，是早上整理东西时带出来的，背面“当时差5万，没敢买房”的字迹，被他摸得发毛。手机响了，是妻子刘梅，声音带着急：“爸的医药费该交了，医院刚才又打电话催，你这周能不能打过来” “我……我知道了。”林晟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桌上。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里面是准备给父亲交医药费的钱，厚厚的一沓，现在却要用来填工地的窟窿——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慌。他翻出张科长的名片，指尖反复摩挲“国土局基建科”几个字，名片边缘被磨得发亮，像他此刻反复纠结的心思。 下午，林晟揣着名片去了国土局。办公楼的暖气很足，进门时眼镜上蒙了层雾，他擦了半天，才看清走廊里的牌子。张科长的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翻文件的声音，他敲了敲门，听见“进来”才推开门。 张科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端着个紫砂杯，杯沿上有圈茶渍。墙上挂着幅“厚德载物”的字画，装裱得很精致，只是画框上落了层薄灰。“小林啊，什么事”张科长放下杯子，目光扫过他的帆布包，包上的补丁还在，是刘梅上次用旧牛仔裤补的。 “张科长，我是来跟您说小学项目的事。”林晟的手心出汗，把帆布包往身后藏了藏，“包工头说建材涨价，要加二十万，不然就停工。我这边资金有点紧，想请您帮忙协调一下，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先供货，钱我后续补上。” 张科长没立刻说话，端起紫砂杯喝了口茶，茶叶在杯里转了圈。他指了指桌角的一个旧工程手册，封面上写着“基建项目管理规范”，书页都翻卷了：“我刚工作的时候，也遇到过建材涨价的事。那时候老领导跟我说，干工程的，讲究个互相体谅，但有时候，也得懂点规矩。”他拿起烟盒，抽出一根烟，没点燃，夹在手指间，“你知道我这办公室的暖气费是谁交的吗不是单位，是上次做城西道路工程的王总。有些事，不用我明说吧” 林晟的脸一下子热了，眼镜又蒙了雾。他看着张科长手指间的烟，突然明白过来。“我……我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转身往门口走，脚步有点飘。出门时，他瞥见张科长桌角的工程手册，封面上的名字是手写的，笔画很工整，像个认真做事的人——可现在，这个人却在跟他谈“规矩”。 出了国土局，林晟直奔烟酒行。玻璃柜里的烟摆得整齐，“中华”的包装盒闪着金光。店主迎上来：“老板，要什么烟”林晟的手指在玻璃上划了划，停在“中华”上：“拿两条。”店主给他包烟时，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钱是一沓一沓叠好的，现在却要换成两条烟——他想起父亲在医院里输液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了下，却只能硬着头皮付钱。 晚上，林晟去了张科长家。小区是新建的，路灯很亮，张科长家在三楼，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他站在楼下，犹豫了半天，才拨通张科长的电话。“张科长，我在您家楼下，有点东西想给您。” “东西放门口的铁皮柜上就行，你回去吧。”张科长的声音有点不耐烦，没等他再说，就挂了电话。 林晟走到单元门口。把烟放下。铁皮柜上，“中华”的字样在路灯下扎眼。他没走。站在楼下看三楼的窗户。窗帘缝里漏出点暖光。照不进心里的冷。 第二天一早，老张就给林晟打电话，说“料已经联系好了，不用加钱，明天就能送过来”。林晟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桌上的预算表。他把两条烟的钱算进去，一笔一笔写在纸上，写完后发现，预算超了十万——这十万像道细缝，划在预算表上，也划在他心里。 他摸出旧车票，放在预算表上。车票被雪天的潮气浸得有点软，背面的字迹模糊了些。以前他总觉得，2000年是因为没钱，才错失了买房的机会；现在他有了项目，却要靠送烟才能推进。他想起张科长办公室的“厚德载物”，想起父亲的医药费，想起工人等着拿工资的样子，突然觉得喉咙发紧。 工地的搅拌机又转了起来，声音隔着窗户传进来，闷闷的。林晟走到窗边，看见老张正指挥工人卸水泥，水泥袋上的“鼎盛建设”字样，被雪盖了一半。他把预算表折好，放进抽屉里，和旧车票放在一起。抽屉里有点潮，预算表的纸边很快就卷了——像那道刚出现的裂痕，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越裂越大。 窗外的雪还在下，碎碎的，落在工地的彩钢板上，发出“沙沙”的声。林晟摸了摸口袋里的信封，里面的钱已经换成了烟，现在只剩个空信封。 他把信封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纸团在纸篓里滚了滚，停在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