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傲慢的审视：格鲁伯的初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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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的深秋，金色洒满美泉宫的花园，但也给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清冷的滤镜。在维也纳音乐学院那栋拥有百年历史、墙壁上挂着历代音乐大师肖像的主楼里，采光极好的一间办公室内，卡尔格鲁伯教授刚刚结束一堂关于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的专题研讨。 学生们抱着厚厚的乐谱和笔记恭敬地离开，办公室里恢复了宁静，只有墙角那座古老的落地钟发出沉稳的滴答声。格鲁伯走到窗边，望着院子里几近光秃的梧桐树枝，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窗框上精致的雕花。他年近七十，头发银白梳理得一丝不苟，深色的三件套西装熨帖平整，整个人像一尊凝固在十九世纪的雕塑，散发着经由时间沉淀的权威感。 《维也纳音乐评论》的资深记者米歇尔霍夫曼如约而至，他是格鲁伯少数愿意接待的媒体人之一。寒暄过后，访谈很快进入正题，话题围绕着即将到来的萨尔茨堡夏季音乐节，以及格鲁伯作为评委会重要成员对当代音乐发展的看法。 “教授，我们注意到，今年的音乐节邀请名单上，出现了一位来自华夏的音乐人，凌云。”霍夫曼翻看着笔记，谨慎地引入话题，“他似乎在国内和国际的流行乐坛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种被称为‘夏国风’的音乐现象。您有关注到吗” 格鲁伯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他转过身，走向自己的桃花心木书桌，动作缓慢而郑重，仿佛每一步都丈量着某种尊严。 “霍夫曼先生，”他开口，声音带着老派德语区学者特有的低沉和清晰，“在音乐的圣殿里，我们谈论巴赫的结构，莫扎特的灵感，贝多芬的挣扎与超越。我们探讨复调对位的精妙，和声进行的逻辑，配器法的色彩。”他没有直接回答关于凌云的问题，而是先划定了他心中的“音乐”疆域。 他拿起桌上的一份薄薄的资料，那是金代表的人“恰到好处”地提供给某些欧洲音乐评论人的“背景摘要”，里面“客观”地提及了凌云歌曲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以及其与官方文化战略的“紧密联系”。 “至于你提到的这位……凌先生，”格鲁伯终于将目光落在资料上，语气平淡得像在评价一件遥远的、与己无关的物品，“以及他所代表的所谓‘夏国风’，我确实略有耳闻。”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寻找最准确的措辞，那双蓝色的眼睛透过老花镜片，看向霍夫曼，也仿佛透过他，看向整个急于寻求新刺激的音乐世界。 “基于我所听到的有限片段，以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他缓缓说道，每个字都像经过精密校准，“我认为，那更像是一种……嗯……‘有趣的杂耍’。” “杂耍”霍夫曼下意识地重复，这个词汇在音乐评论的语境中，显得格外刺耳。 “是的，杂耍。”格鲁伯肯定道，语气里没有明显的情绪，却比直接的嘲讽更显轻蔑，“它将一些东方的、异域的音色和符号，比如那种……弹拨乐器（他可能指的是琵琶）和拉弦乐器（二胡），与西方流行音乐的简单节奏模式拼凑在一起。它依赖于新鲜感，依赖于某种对神秘东方的想象，或许还依赖于其本土市场的庞大和……特定的推广力量。” 他轻轻将那份资料放回桌面，仿佛那上面沾着看不见的灰尘。 “它缺乏严密的和声结构，缺乏真正的复调思维，更谈不上对音乐本体语言的探索和贡献。它停留在感官刺激和情绪渲染的浅表层面，像一种精心包装的‘文化快餐’，或许能满足一时的好奇心，但无法提供真正的、持久的艺术滋养。” 格鲁伯抬起手，指了指墙上那些沉默的大师肖像：“音乐，是通往至高精神世界的桥梁，是秩序的体现，是情感的净化。而不是……”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但那未尽之语里的否定意味，弥漫在整个房间。 “所以，您不认为他出现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是音乐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吗”霍夫曼试图追问。 “萨尔茨堡，”格鲁伯的声音陡然严肃起来，“是莫扎特的故乡，是福特文格勒、卡拉扬曾经执棒的地方！它代表着古典音乐的最高殿堂之一。邀请什么样的艺术家，关乎音乐节的格调和尊严。多元化，不等于没有门槛，不等于可以降低艺术的标准去迎合……市场的潮流或者政治的正确。” 访谈在一种略显凝重的气氛中结束。霍夫曼离开时，心情复杂。他敏锐地意识到，格鲁伯教授这番看似冷静客观的评价，一旦发表，将在欧洲古典音乐圈层内投下一块怎样的石头。 几乎在霍夫曼踏出音乐学院大门的同时，金代表安排在维也纳的人，就已经将格鲁伯的核心观点——“有趣的杂耍”、“文化快餐”、“降低艺术标准”，迅速地传递了出去。 消息越过大洋，先是到了金代表那里，他看着简报，脸上露出了计划得逞的冰冷微笑。随即，经过一些“渠道”的发酵和扩散，这篇尚未正式刊发的访谈核心内容，被巧妙地“泄露”给了几家关注东亚文化的海外媒体和网络平台。 当苏圆圆气急败坏地将外网报道链接摔在凌云面前的桌子上时，凌云刚刚结束一天的排练。 “凌老师！你看这个老古董说的什么屁话！‘有趣的杂耍’！他听过几首你的歌就这么大放厥词！”刘晓更是直接炸了，拳头攥得咯咯响。 凌云点开链接，平静地看完了那篇充斥着格鲁伯“权威观点”的报道。报道里，格鲁伯的头衔、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维也纳音乐学院和萨尔茨堡音乐节评委会的身份，都为他这番话赋予了沉重的分量。 没有预想中的愤怒，凌云甚至微微点了点头。 “系统，调取格鲁伯卡尔的全部公开资料、学术着作及代表性音乐评论，进行深度分析，建立人物认知模型。” “指令已接收。资料收集中……模型构建中……分析结果：目标人物‘格鲁伯’为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守护者典型代表，其审美体系根植于德奥古典主义传统，对非西方音乐体系及现代流行音乐存在系统性偏见。其批评逻辑核心：以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体系为唯一标尺进行衡量。威胁等级：高。其言论具备极强权威误导性，可能影响欧洲主流艺术界对宿主接纳度。” 系统的分析冰冷而精准。凌云看着屏幕上格鲁伯那张严肃、刻板的脸，明白这不再是李总那种资本层面的打压，也不是金代表那种阴险的抹黑，而是一种源于截然不同美学体系的、居高临下的根本性质疑。 这种质疑，无法用商业数据反驳，无法用网络骂战平息。它矗立在那里，像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冰冷，坚硬，代表着一种需要去征服的审美霸权。 他走到窗边，看着华灯初上的城市。格鲁伯的“杂耍”评价，像一根刺，扎进了他的心里，也清晰地标定了他的终极目标。 这不是关于榜单，关于销量，甚至不完全是关于文化输出。 这是一场关于“什么是音乐”、“什么是美”、“谁有权定义艺术”的战争。 他需要站在萨尔茨堡那个古老的舞台上，用格鲁伯能听懂，却无法否认的方式，告诉他，也告诉世界—— 东方的声音，不仅仅是杂耍。 华夏的韵律，同样可以构建通往精神世界的宏伟桥梁。 战争的号角，已经由这位远在维也纳的教授，亲手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