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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两天，秦晴出门找蛇头，许坤红母子和于擎灿就去珠江练游泳。徐坤红他们看到了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而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这时候的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
秦晴自从知道珠江很多人在游泳，这两天干脆就跟他们一起去珠江看看，果然，在这里秦晴找到了她想找的蛇头。应该说，是蛇头主动过来找他们是不是想过去香港。
陈光头是一个渔民，祖辈都是宝安县出海捕鱼的渔民，建国后他是第一批逃港的村民，他把一家老小送去香港后，从中看到了商机，就从新返回老家做起了蛇头。
据陈光头介绍，逃港的方式，可分为走路、泅渡、坐船。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由西线泅渡通常是首选。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意即“有去无回”。
从陆上偷渡，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陈光头看着听得入神的秦晴他们，神色得意的指着桌上的地图继续说
“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你们很幸运，最适合的时间就是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我们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所以，你们现在走就对了，我们最近船都是不够用的，那些知青学了两天游泳也都立马走了，再晚几天说不定人更多，管得也会越来越严。”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会不会有危险，海上万一翻船怎么办”
蛇头说得轻松，秦晴却不得不考虑到最坏的结果，坐船唯一的好处就是一上了船就不担心检查了，现在华国的海军还没强大到能在海上护航，这比陆地偷渡好，不用考虑需要强穿过边界线。但一上船海上的危险却是不可估量的。
“要不我说那些知青啊，人家不愧是文化人，花样就是多，泳圈、气枕都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他们知青便想出了一些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你们可以学学这些知青，如果能搞到轮胎带上就更安全了，不用怕啦，坐船很安全的……”
秦晴他们接下去从陈光头口中得知了很多知青偷渡的技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随后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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