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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了一次歌剧，高小胜“非常快乐”，结束时他还在状况之外，欧仁推了他一把，他才反应过来，嗯结束了
欧仁倒是对高小胜的反应很有成就感，他还觉得高小胜的呆愣，是沉浸在歌剧的魅力中无法自拔，仍然陷入在沉思之中。
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啊。
不懂歌词的意思简直一点乐趣都没有。别人笑的时候，高小胜还得演戏，跟着一起笑。
怎么就是喜剧呢，要是悲剧，他还可以假装深沉，虽不落泪，但心里十分悲痛。
其实相对于喜剧，高小胜本人更偏爱悲剧，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人感受到一种灵魂上的战栗。
费加罗对贵族的戏弄看看也就罢了，这大概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杜撰，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了，结局也是难逃一死。
看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
作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胡适先生的原文）
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就是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典型，公子落难、小人拨乱、小姐养汉，最后状元及第、皇帝赐婚、花好月圆。
所以这类的作品远不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来的刻骨铭心。
报应昭彰的典型便是《窦娥冤》，明明“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一段如此具有批判性。
可非要有一个六月飞雪，真相大白的结局。
“你觉得这部歌剧怎么样”，欧仁迫切地想跟高小胜交流想法。
“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主要突出了人的意识的觉醒，表达了一种自由、平等的观念，还有对上层贵族阶级的批判，很不错的作品”，嗯……就是天真烂漫了一些，这种批评的话不好当着欧仁的面讲出来，人家一看就是这部歌剧的忠实粉丝，说它不好，那不是等着吵架嘛。
人，还是要懂得看别人的眼色。
这部歌剧好吗当然很好，不然也不会流传至今，成为经过时间淘洗而留存下来的经典，但就像这本书的台词所说的那样“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如果这个世界上全是一种声音，那也是相当恐怖的一件事，也许只有“传说中”的极权社会才能做到。（特指苏联）
“是吧，里面的台词非常棒”，得到高小胜的肯定后，欧仁激动不已。
“法国大革命的行动，是从1781年《费加罗的婚礼》上演开始的”。
“是的，具有革命意义”，这也是这部歌剧的魅力所在。
欧仁连连点头，于是二人的话题又从歌剧，转到了法国大革命上。
“法国大革命最终让很多极端革命分子，甚至是其领导人丹东都上了断头台，让人感觉到了一些荒诞。他们总是要确立不革命的人群，以确定自己的革命的性质和地位，所以他们的对立面，越来越狭窄，开始是法国上层贵族，后来甚至将范围缩小到领导革命的人”。
相对地革命对比狂热地革命，就显得没有那么热衷于革命，那么那些相对革命的人就得上断头台，理由是他们不爱好革命。
由开始的正义性演变到最后成为了一种恐怖主义，这就需要人们进行深思了。
就像雨果在《九三年》里说的那样，“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如果革命失去了温度，那便只会成为冰冷的绞肉机，把所有人吞噬的一干二净。
高小胜觉得要真正了解历史，便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广泛地阅读，才不会偏听偏信。
如果人们只知道一种观念，那这种观念便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意识形态施加于个人的一种影响。
只有知道很多种不同的观念，人们才有分辨事实真相的能力。
欧仁或许一开始是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听了高小胜的发言，也陷入了沉思。
一路上，二人的话题，变了又变，从革命引申到战争，对于越南战争，欧仁认为美国人是如此软弱，他们不敢反抗战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高小胜表示完全相反的意见，美国人不是软弱，他们确实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可是在强权之下，人民又怎么可能反抗呢，他们面对的压力是法国人从未体会过的。
这样的驳论还挺有意思的，高小胜倒是很享受这样的氛围。
青年人不就是这样嘛，大谈政治，却又完全不懂政治。他们是懵懂又茫然的，可又颇具有生命力，倒是有几分可爱在里面。
这种谈话时常是毫无意义的，可是这有什么要紧的，这代表人们还是关心他们的社会生活的。
要是连这样的谈话都没有，那才显得可怖，因为没有人在思考了，大家都沉迷于简单的感官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