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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很多就业职工都不愿意呆在西北，那里太艰苦了，很多人都想回内地。有些年轻一点的就业职工不愿意在西北结婚，盼着有朝一日回了原籍再结婚延续后代，可是一等就等到了6、70岁才自由了，已过了结婚的黄金年龄，以致这些人一辈子都没结过婚。有些就业职工没办法，就在当地成了亲。那时候，有了就业职工家属后，发生了很多笑话和悲剧，让人想起来就感到哭笑不得。
有一天，我和黄晓雪、胖翻译、蓝菜花、李拐子、四和尚几个人正在就业职工家属院玩，那里来了一群人，里面有两个是19中队的干部，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他们走到了一个叫做周毛吉的就业职工家属的家里。不一会儿，周毛吉就低着脑袋，垂着双手被这群人带走了。周毛吉不大的孩子在后面哭着、喊着，她的就业职工丈夫拉着孩子，一脸的痛苦。我们也跟着这人群看热闹，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听了大人的议论才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周毛吉犯了生活作风上的错误，她和好几个就业职工都有男女关系。
过了几天后，19中队组织了一场批斗会，周毛吉脖子上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破鞋周毛吉”，脖子上还挂了一双破鞋。几个就业职工脖子上也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流氓分子XXX”的字样，他们都弯着腰、低着头，站在主席台下面向观众，接受大家的批斗。当时人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成了一片。
批斗会由指导员主持，他先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只听他大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接着就开始历数周毛吉和那几个就业职工的“滔天罪行”，痛斥他们几个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指导员越讲，周毛吉他们几个的“罪行”就越大了起来。最后，他们的“罪行”和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挂上了钩。当大家听到他们的“流氓行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时，会场立刻就变得激昂起来，打倒他们的口号声一浪超过了一浪。人们都主动上前去揭发他们、批判他们，有人上去推搡、打骂起他们，还用唾沫吐他们，还有更甚者，把石头、土块儿砸到了他们身上，周毛吉和那几个就业职工都吓傻了，浑身上下不停地在颤抖……
我们这群小孩全部都去批斗会现场看热闹，有的跟着大人喊口号，有的在那儿瞎起哄。黄晓雪可能是没看到过这种阵势，显得很害怕，她一直站在我的身后，那神情好像是既紧张，又胆怯的样子。这种场合我在省城见得多了，一点也不紧张、不害怕。
周毛吉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为了过上好日子，在18岁那年嫁给了大她20岁的一个“就业职工”，两年的共同生活使她结识了不少丈夫的同行。男女在一起就有性的存在，不安分的就业职工就不时的调戏她、勾引她。有一个她很讨厌的“就业职工”摸了她的乳?房后，周毛吉要去告发，吓得这人给了她5毛钱把事平息了。拿着5毛钱，周毛吉知道了自己身体的价值，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给自己定了价格，亲嘴一元，摸一个乳?房5毛，两个一块。摸下体两元，直接发生关系5块。好色的“就业职工”知道后，周毛吉的家立刻就变得门庭若市，她的丈夫根本管不了她。丈夫曾试图管过她，可是，都以失败而告终。
周毛吉年轻力壮，劲很大，一麻袋土豆夹在腋下，还可以小跑。有次丈夫为她的事想教训她，拿了一根棍子打她，谁知她抢过棍子后，把丈夫摁倒在了地下，骑在丈夫身上扇丈夫的耳光，打得丈夫直哭，让丈夫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邻居发现周毛吉正在殴打丈夫，过来劝架。谁知，没她的话丈夫竟不敢起来，后吓的钻到了床底，大家呼他出来，这个男人还振振有词的在床下大喊：“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从那以后，丈夫就落下了病根，三天两头就得挨顿打，吓的丈夫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装作看不见了。只要丈夫不在家，周毛吉就会接待那些好色的就业职工，挣一些零花钱。
后来家属院的人们知道这件事后，大家开始议论纷纷。当“彪悍”的周毛吉发现那些家属在后面说她的“坏话”后，就手举大扫帚，像撵鸡一样把那些家属追得满院乱跑，还打倒了好几个。弄得大部分家属以后提起周毛吉就犯怵、害怕，再不敢公开议论她，只能背着她在暗地里说她的坏话。但也有没和周毛吉交过锋、没领教过周毛吉厉害的家属，她们对周毛吉还是照说不误。
有一个下雨天，五个家属正在房檐下议论周毛吉的“黄故事”，恰巧被周毛吉听到。她走上前去对着这几个人就是一顿臭骂，那五个家属都很强壮，根本就没把周毛吉放在眼里，就联合起来收拾她。没想到周毛吉是异常骁勇，活像是《水浒传》上的孙二娘。她摆开阵势、挥舞起拳脚后，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那几个家属全部撂倒在了水坑里。最后，那几个家属只好满身污水、浑身泥浆地落荒而逃……
事情被中队发现后，周毛吉被批斗，还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被管制劳动。那些就业职工有的被判了刑，轻一点的都被戴上了帽子，管制了起来。
那个年代没有《刑法》，至今我也没弄明白是根据什么法律处理的。
周毛吉和那些就业职工被处理后，在19中队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干部、家属、就业职工都在议论这件事，尤以就业职工中议论最多、反应最大。
有一个姓叶的就业职工，他认为男人和女人有两性关系很正常，觉得对那些人处理过重了，便在下面谩骂政府、谩骂干部。中队知道后，便对他采取了措施，让他写检查，并组织了几次批斗会。可是，这人不仅没有一点收敛，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辱骂政府和干部，后来演变为谩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事情到了这一步，就不可逆转了，问题变成了“敌我矛盾”，性质完全不一样了。经上级领导批准后，这个就业职工被关了起来。但是，他还是不服气，还是继续谩骂、攻击毛主席，并公开要求枪毙他。结果，时间不长，政法系统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就下达了命令，对这个就业职工执行死刑。在向这个就业职工宣布他被判死刑后，这人被吓坏了，坚称所有的话都是说着玩的，要求留他一命。可是，一切都晚了。
那一天，上级组织了个宣判大会，会场选在荒郊野外的一个山洼处，四周的人都来了。那个就业职工被五花大绑着，还有几个陪绑，站在主席台下接受判决。当台上宣布这个就业职工被判了死刑时，他当即瘫软了下去。其他陪绑的有的在发抖，有的也瘫软了。随后，那个就业职工便被解放军战士押赴刑场（就在宣判大会会场附近），执行了枪决。这个就业职工倒在了提前挖好的一个浅坑里，几锹土下去，他的一生就结束了，人生化为了泥土……
这次宣判大会，不仅对就业职工震动很大，对其他人震动也很大，就连我们这些小孩都很害怕，知道了对毛主席是不能随便骂、随便说的。
这个就业职工的死，对周边，对干部、对就业职工、对犯人们和大人小孩们，产生了极大的震慑力，人们都很紧张，感叹一个人的生命会如此脆弱，他可以被随便、简单、草率、轻易的剥夺。让人感觉到，自己的脑袋长在肩膀上，不过就是一个摆设，稍不注意就可能被强大的专政碾得粉碎。从此以后，人们就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动，生怕脑袋到时就不是自己的了。
事情没过去几天，我们就忘记了，该玩就玩，该咋样还是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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