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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不论是军阀，还是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于他们也不再过分端皇帝的架子。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但是朝思暮想，而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表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得到满足，就会答应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皇帝”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
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计谋，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把握”。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嘘了自己的通天眼之后，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他可以拿这些东西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共同“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
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东西。后来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活动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然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左右贵重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
为了拉拢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拉拢一个姓穆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成绩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东西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
溥仪住进天津张园后，开支很大，急需款项，经人介绍，把从故宫里带出来的东西卖到天津的锅店街万昌古玩店，卖价一万多元。这些国宝都是罕见的珍品，天津古玩业闻听此事，非常眼红。
当时面粉售价是每袋二元，一万多元的价钱在民间是非常可观的数字，但溥仪不久就挥霍一空。溥仪就又拿出几件珠宝让人售卖，并叮嘱售卖人多到几家古玩店估价，然后再卖，以防上当受骗。
经办人先到恒利金店估价六万元，又到天宝、物华金店和东马路、锅店街一带的古玩店，都估价在五万元到六万元之间，最后仍卖给了锅店街万昌古玩店，以六万多一点的价格成交。
为什么各家古玩店和金店估计的价格如此接近呢这里面就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天津古玩行的生意经“伙货”起到了作用。当时天津许多古玩店在遇到珍贵珠宝古玩时，相互间就要抬价竞争，结果会大伤元气。
为了避免这种经济损失，遇到有珍贵珠宝古玩出卖时，几家古玩店、金店临时组织起来，出资合作，约定将价位压到一定的价钱以内，以后不论哪家收到货物，所得利润平分。
当这批国宝在恒利金店以六万元的价格没有成交时，现场在座的有一位北京客人肖麻子，对古玩珠宝非常在行。据他鉴定这是一批稀有国宝，能够赚到大钱，就提议这批珠宝为“伙货”。当时他就给十家较大的金店、古玩店报信，见到这批货物的估价不超过六万元，不论哪家成交，都作为“伙货”，所得利润大家平分，结果万昌古玩店顺利成交。
事后肖麻子得到了这十家古玩店、金店的报酬共计3000元。怕上当的溥仪还是上了当。溥仪对这两次的卖价都不满意，后来他又拿出一批古玩、珠宝卖给了法国古玩商人罗森泰，售价总计60余万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9日中午时分，神情沮丧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人来到伪满皇宫向“皇帝陛下”通报重要情况。他们通知溥仪：即日带领家属离开“新京”迁往通化。
此时的溥仪异常惶恐，但他感到和他同行的家属、用人以及行李等物甚多，特别是伪满洲宫中所藏的那批国宝怎么办当天实在是无法动身，于是溥仪向山田乙三等人苦苦哀求，结果总算得到了“缓限三天”的“恩准”。
山田乙三刚走，溥仪就把随侍和内廷学生找来，慌慌张张对他们说：“要上通化大栗子沟了，赶紧收拾东西。”接着又亲自向他们具体布置了收拾哪些东西和怎样分类装箱等事。溥仪还从衣兜里掏出一支枪比划一下说：“情况紧急！你们每人都带上一支，以防万一。”
溥仪亲自带着几个人打开库房，先把一幅幅手卷、字画等打开，由他亲自挑选精品，足足挑了大半天，挑出了一批晋、唐、宋、元的书法名画。为了能多带一些，甚至不惜把原有的楠木盒和所有的花绫包袱皮一概扔掉。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时，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溥仪一行在离开沈阳时，他的随从人员除一般物品外，还带了两只大皮箱。被俘虏后，当时押送溥仪的苏军官员认为，箱子内可能装着皇帝的“龙衣龙袍”，但当他们第一次检查这些行李时，看见里面价值连城的珠宝后，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