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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各家报纸都整版报导所谓的“布里克斯顿奇案”的新闻。几乎每一家报纸都是长篇报道，有的还特意写了社论。报纸上报道的情节，有的我都没听说过。至今，我还保留着不少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下面摘录一些：お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犯罪史里，没有比这个案子更离奇、更悲惨的了。杀人凶手在墙上写了那么狠毒的字，而且用的德国名字，根本看不出他的杀人动机，可见这个凶杀案是一群亡命之徒和革命党干的。美国的社会党流派很多，死者可能是因为触犯了他们的什么规定，而被追杀。文章里还粗略地提到了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意大利烧炭党案、布兰威利侯爵夫人案、达尔文理论案、马尔萨斯原理案和利德刻里夫公路谋杀案等案件，并且在文章的结尾建议政府应该严密监视旅居英国的外侨。
《旗帜报》报道说：只有在自由党当政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令人气愤的暴行。惨案的发生，纯属民心不稳和政府权力削弱所致。死者是位美国绅士，在伦敦已逗留几个星期了。他曾在坎伯威尔区托奎街夏邦迪尔太太的公寓内住过。陪同他来旅行的是他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思特杰逊先生。这两位先生于星期二，也就是本月四号，辞别了房东太太，动身去尤斯顿车站，准备坐去利物浦的快车。有人曾在车站的月台上看到过他俩在一起。无人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但据报道，在离尤斯顿车站数英里外的布里克斯顿路的一所空宅内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尸体。他如何到达那里，又如何惨遭不幸，至今仍是不解之谜。思特杰逊先生至今下落不明。令人欣慰的是，苏格兰警场的雷弥瑞德和格雷格森先生在同时着手调查此案，相信有此两位著名警官出马，此案不日将见分晓。
《每日新闻报》评述说：“毫无疑问，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主义和对自由主义的憎恨政策，迫使许多人来到了我们的国家，而这些人如果没有过去生活的那些痛苦记忆，本来是可以成为好公民的。这些人有着自己非常严格的一套“法规”，稍加触犯，必予处死。现在应竭力找到死者的秘书思特杰逊，以便查出死者生活习惯中的某些细节。死者生前寄宿的公寓地址现已查到，从而使案情向前进展了一大步。这完全要归功于苏格兰警场足智多谋的格雷格森先生。お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一起边吃早饭边看这些报道，他对这些报道似乎很感兴趣。
“我对你说过，不管结局如何，功劳永远是雷弥瑞德和格雷格森的。”
“这得看案子的结果如何呀。”
“哦，得了，这和案子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凶手抓到了，那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如果凶手没有抓到，那是凶手太狡猾，而他们已竭尽了全力。
我们正说着，突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响了起来，伴随着房东太太大声的抱怨，“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福尔摩斯说：“这是侦辑队贝克街分队。”说着，六个衣衫褴褛的脏脏的街头流浪小顽童冲了进来。
“立正，”福尔摩斯喝道，于是这六个小顽童立即站好，他问一个叫韦金斯的顽童：“人找到了吗？”其中一个孩子说还没有，福尔摩斯吩咐他们一定要继续找到为止，然后给了每人一先令就叫他们出去了，并说等着他们的好消息。不大一会儿街上就传来孩子们的尖叫声。
福尔摩斯向我解释道，一个小乞儿的作用要比伦敦警察大的多。因为警察一露面，人们就不多说话。可是，这帮小家伙什么地方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到，别提他们有多机灵了，针尖一样，无孔不入。惟一的缺点就是组织性不强。
我问他：“是为了布里克斯顿路的案子而雇他们的吗？”他说：“是的。”接着好像想到什么似的说道：“现在咱们可就要听到些新闻了。格雷格森来了，他看上去很得意。”
一会儿，格雷格森上楼来了，他兴冲冲地闯入了我们的客厅。
他大声说他已把这个案子弄清楚了，这时我看到福尔摩斯脸上一层焦急的神色闪过，格雷格森兴奋地说他已把凶手捉到了，那是一位叫阿瑟？夏明杰的皇家海军中尉。
歇洛克·福尔摩斯松了口气，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
“请坐，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破的案。要不要来点威士忌加水？”
“来一点吧。”格雷格森回答说，“这一两天可把我给累坏了。你也知道，我们这一行的体力上倒不是太累，就是精神紧张。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你肯定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俩都是干这行的嘛。”
“你过奖了，”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还是先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取得这了不起的成果的吧。”
格雷格森坐下来得意洋洋地抽着雪茄。他高兴地拍了一下大腿，高声说道：
“可笑的是，那个自作聪明的傻瓜雷弥瑞德选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他正在查找那位思特杰逊的下落呢，而那个人在这个案子中就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清白。我相信，他这时肯定已经把家伙抓起来了。”
说到这里，格雷格森放声大笑起来，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是怎么找到线索的？”
“好，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当然，华生医生，这是绝对不能透露出去的，但是我们之间还是可以谈的。我们首先要克服的困难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首先，我要做的是查清那个死者的来历。我没有像某些人那样登广告，也没有等死者的亲戚朋友自动地汇报情况。我的工作方法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你还记得死者身边有一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是从肯波伟耳路229号的约翰？恩特伍父子帽店买的。”
格雷格森听到这儿，吃了一惊，继而沮丧地说：“想不到，你也发现了这一点。你去过那家帽店了吗？”
“没有。”
“哈哈！我觉着不管这个线索多么微不足道，你也不应该放过它，不去管。”格雷格森松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对于一个伟大的人来说，什么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在说至理名言似地回答说。
“接下来，我找到了店主恩特伍，我让他查一查是否卖过这样的一顶帽子。帐簿记载，是卖给了住在托奎街的夏明洁公寓的德雷伯先生。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住址。”
“好，干得很好！”福尔摩斯低声赞叹着。
“后来，我又去找了夏明洁太太，”格雷格森侦探接着说，“我察觉到她的神色慌张，脸色苍白。她女儿当时也在房里，说句心里话，那可真是一位漂亮的姑娘。当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在颤抖，这不免令人怀疑她为什么紧张？福尔摩斯先生，我想你应该体会到，当你将要发现一条有用的线索时，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当时高兴得浑身发抖。我问她：‘你们听说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富兰城的德雷伯先生被杀的消息吗？”
那位太太只默默地点了点头，她好像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女儿却在一旁流下了眼泪。我越来越感觉到蹊跷。
“我接着问：‘德雷伯先生是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去的车站？’
“‘八点钟，’她不停地咽唾沫，稳定自己的情绪，又说，‘他的私人秘书思特杰逊先生说去利物浦的火车有两班，一个是九点十五分，一个是十一点。他们要去赶头一趟火车。’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