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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太平》的整理写作，也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我在原有的架构和章节基础上，根据上传的简体站的阅读和管理特点，进行了文字的重新分配，和分卷优化，给不同的分卷重新拟定了标题和卷首诗。
最最遗憾的事情是，上传该作品的网站，《太平》的书名已经被人抢先注册了，只能修改全书的总标题为《吉诺弯刀》。这个名字其中也并无深意，只是因为“吉诺”两个字很少会有人使用，肯定没有人再抢先注册此名。
为了紧扣新的总标题，我又回过头来对全篇文字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增补，在篇首、篇中和篇尾，在不同的分卷中，不断地兼顾呼应“吉诺弯刀”的书名，使得作品的完整性不致于遭到较大的破坏。
因为这部的原稿实在是非常之长，全部初稿加起来，大约有2700万字，而这样长的连载，是当今的读者不可能接受的。没有人能锲而不舍地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文字的内容还有一定的深度，涉及的道理还有一定的深奥程度的情况下。所以，对于很多的情节，就不再进行铺陈展开了。很多章节，我都采用了梗概式的写作，快速地跳跃，简洁地介绍，只保留了能够深刻描画人物性格的主要部分和高潮桥段加以展开。这样下来，篇幅缩减到原稿的1/12左右。200多万字的话，也是相当可观的字数了。
根据出版社方面提供的分析数据，如今最为畅销的长篇，无论是电子渠道还是传统渠道，都以60-70万字为最佳，150万字以上的销售数据将会锐减。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像长篇的高手肯.福莱特的《巨人的陨落》系列，就在全球各地打破了这个业内的销售规律，以每部350万字的规模，长期占据了世界各国电子的和书店的销售排行榜。
但是，我并不介意销售的数据如何。
这本书，是长期以来我想要献祭给你的一个祭品。
如果说，这一生我想要写什么文字的话，其实，我唯一想要写出的，就是这部书里面的文字。
我一生以文字为职业，也全都是因为我想要写出这部书。
在写这部书之前、之后、同时，我所写的全部其他文字，都不过是为这部书的呼之欲出所作的铺垫和陪衬而已。
对我来说，写完此书，乃是一桩圣事。
（二）
写作的间隙，我和逸晨，还有其他伙伴经常会到冬湖湖边去放松。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数十亿年来森林和草原的争夺战。
草原不断把各种野草蔓延到林地中，而林地也会不断把各种树木的种子摇落在草原上。
各种高低大小的植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交织着生长繁衍。
这片土地时而被大火燎原或者被洪水湮没，树木焚毁或者倒折，变成了萋萋的草滩，时而又万木峥嵘，发展为郁郁葱葱的莽林。
草原和森林轮番地出现在不同的地质时代，伴随着不同的生物系统在此大地上生灭轮回。
逸晨先生感慨地说：“可是，最近100年来，人类带着他们的科技、庞大机械和贪婪欲望出现在这里，于是，草原和森林同遭到覆灭。”
这个国家是在富饶的荒野上建立的，但是，现在，伴随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原始的荒野，正在迅速地消失。
逸晨先生这段时间在他的专栏中写道：“荒野是万物一体的。但人类建立的小镇，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与万物的对立。”
周末的时候，逸晨先生忍不住对我发表评论说：“不理解那些情侣周末干嘛要去电影院看电影”
他说：“他们应该来这里，待在森林里。在这儿，他们可以看到这个星球上最壮丽的故事，而不是那些无聊的肥皂剧情和鸡毛蒜皮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打住了话头。
他略带自嘲地笑了笑，说：“好吧。我们就是写电影的——那些和大自然的故事相比起来，非常渺小、琐碎和无趣的电影。”
我含笑看着他。
他马上带着几分歉意说：“对不起，我说得兴致来了，脱口而出的，我是不是没有照顾你的感觉”
我笑着摇头，我说：“不。不——事实上，我非常同意你。”
我们谈论起spe导演小岛俊二的作品，还有台湾导演侯孝贤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经常会使用这样的长镜头：主人公历经了生命中的痛苦和挫折，回到乡间，遇到村中的老伯在农田里耕种，主人公就在田埂上蹲下来，和老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问老伯今年的雨水如何，气温变化怎样，作物的收成预计如何，市场上能卖到一个什么价钱，如今都施什么肥料，如此等等，两人在日常农事的问答中，闲扯了很长的时间。然后，镜头逐渐拉远，从这两个田间地头的人，拉到整个田野，拉到整个大地，镜头越拉越远，这两个在田野上交谈闲聊的人，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乃至于几乎小得看不见。
逸晨先生说，他最喜欢这样的镜头语言。
这形象地反映了导演的人生观：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堪承受的沉重痛苦，放在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其实非常渺小。两个人就在大自然中聊着普普通通的农家事务，就这样聊着，心胸就变得开阔，痛苦也就不再像高山一样挡在面前，人类的一己悲欢，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融化在大自然的宏伟交响曲中，心灵由此得到了净化和治愈。
逸晨先生说：“这就像是中国的山水画。渺小的游人伫立于高耸的山峦和宽阔的江流边，所有的情感，就算是人类的全部历史，全部所谓成就，在天地之间，山水之中，其实，全都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我深以为然。
正是冬湖小镇及其周围原始的荒野与森林环境，融化了我写作过程中内心的创痛，使得我能够穿越生命中的急流险滩，一路秉笔向前，向前，向前。
就是在那时，我就决定，在完篇所有的正文故事后，还要补写一卷《冬湖札记》作为后记，感恩大自然对我们的启迪和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