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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着灯整宿整宿地看书。装作是在看书学习，其实什么都看。看笑话选集，歇后语大全，中药偏方集锦。我看家中所有印着字的东西，乃至洗发水背后的产品说明。就好像这是一场漫长的准备，有劫难等在未来，而我毫无办法，只能尽可能地，徒劳无益地，通过大量而丰富的阅读来做准备，试图从任何琐碎信息里找到关于末日的线索。
陈平安的初中生活不是这样。她所在的那所外国语学校要求严格，从初中就开始住校。图书馆有整整四层楼，负责选购书籍的老师是常青藤硕士。她的两个室友曾经一熄灯就躲到同一张床上，发出窸窣声响，像是皮肤之间在互相摩擦。而她那时候就准备好了耳塞和眼罩，每天很早就睡下，很早就起床，捧着复读机去天台读英语。
陈平安至今还会早起。有过那么几次，她还买了早餐放在我桌上，虽然我常常要在中午才醒来。我猜她会感到忧虑。但无论如何，至少我坚持去上了周五傍晚的那节课。六十多岁的老教授须发皆白，一板一眼地给我们讲解童话。他用一辈子来研究那些外国童话。
出门前我对陈平安说，天空是湛蓝的，一切都很好。
前些日子下的雪已经融化了，“红尘苦海”成了具象化的词语，人们并非在前行，而是在渡越。雪化了又结冰，路上就很滑，我小心翼翼停好车，踩在潮湿的雪花上，觉得自己应该跪下，或者躺下，应该尽可能多地浸透在冷水里，因为寒冷会让人清醒。让人想起《皇帝的新衣》，匹诺曹，或者类似的童话。他们的鼻子应该变长，他们在说谎。
我也在说谎。
五
在那个十二月中旬的晚上，人们成群结队地去操场上看双子座流星。
幸或不幸，又赶上了超级月亮，月朗星稀。但还是看得到流星，证据是那些间或传来的欢呼声。那些声音很模糊，一切都很模糊，像是站在湖底仰望到的太阳。
我在楼顶上坐了很久。我的书包里有一把刀，有几盒不同种类的药。不需要认真查过药剂学资料，只要尽可能多尽可能杂地服药，死亡的概率应该也不会太小。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我和三种死亡的方式一起坐了很久。
无数种可能性凝聚在我周围，就像我坐着的这个水泥台阶一样坚硬，冰凉，而真实。无数种未来凝固在我周围，它们都在等待着。而我不去选择，我像是被藏匿起来的尸体一样，被困在水泥里，束手无策。
毕达哥拉斯说死亡是灵魂的暂时解脱，德谟克利特说它是自然的必然性。蒙太涅宣称预谋死亡即预谋自由，向死而生是人的自由原则。塞涅卡说它是我们走向新生的台阶。黑格尔说它就是爱本身。海德格尔说只有它才能把“此在”之“此”带到明处。霍布斯说“死亡”是首要的、最大的、至高无上的邪恶。
死亡是生命的绝对他者。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回到宿舍后，灯是亮的。没有人。其他两个室友都去图书馆自习了，要到十点多才回来。
陈平安的电脑还开着，书摊在桌上。那是本《说文解字》，为了做毕业论文，她打算从头再看一遍。摊开了放在桌上。直到晚上她还没回来，我们才发现她是早就上床了。
后来才发现她是死了。
我们爬下床，打开灯，陆续去洗漱，下午一两点才发现怎么喊她都不醒。我站在爬梯上掀了她的被子，捏住她脚踝晃了晃。她还是没有起，又折腾了很久才意识到她是死了。她的脚踝很凉。这是一个很冷的冬天。
辅导员和形形的人都来找我们谈话。
我把那些药和刀都收拾了起来，装在书包里偷偷带出了宿舍。如果我死在此时是否合情合理。是否是畏罪自杀。是否是从众心理。他们会怎么看我，你会怎么看我呢，母亲。
我们的宿舍被封锁了起来。学校给我们在留学生公寓那边腾出了一间临时居所，我们回不去了，所有复习资料都取不出来。已经到考试周了，学校说在成绩上会给我们一个保证。而我们在所有社交软件上都守口如瓶。
六
陈平安的桌上留着写满字的纸，不是遗书，我没有仔细看。
另一个室友说，抄的是《太上感应篇》，还没抄完。我能背出那篇文章的开头：“福祸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段话我们聊起过，那时候我们上大一，还在老先生的课上读《左传》，陈平安给我写过的明信片还被当作书签夹在《左传》第一册里。竖排繁体，中华书局，我们读了整整一学期，看着那些家族起落兴衰，直到鲁国十二公中的最后一位，哀公，终于薨了。我们看着历史在自己面前呼啸而过，每个人都死了。
明信片上的字迹还是过去的样子，还是她死之前的样子，字迹不会变化。可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我又比她多待了一天，今天有雾霾，她不会知道。整个北京阴沉沉的，天空是土黄色，空气是烟尘的味道，世界正在被焚毁。
德里达认为意义永远也不可能在场，一个要素永远只能通过指涉另一个不在场的要素才能包含或传达意义。索绪尔说语言中没有任何出发点，或者任何固定的参照点。
我们开口说话，谈论的并非是真理，却接近于真理。谈论的并非是虚无，却接近于虚无。
后来，他们说陈平安才是得了抑郁症的那个。父母离异，小学时离家出走，初中住校后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升到高中后才好了些。她什么都没跟我们说过。她和我一起，成天成天地待在宿舍里，成摞成摞地看书，听音乐，点外卖，安然无恙。
在某些时刻，安然无恙不过是一种感觉，与事实无关。
我想着陈平安的背影。她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我。像她这样丰腴的人，脊椎上的骨节却还是会隔着衣服透出来，绰约可见，弧度优雅。她总是坐在那里。而我在床上倚着墙写作，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在宿舍里随意瞥几眼。陈平安总是坐在那里，就好像她能岿然不动地等待一万年，完好无损地等待一万年。就好像她心里没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碎掉。
她离开了而我还在这里。人们总觉得另有缘由，却不肯相信一切都是出于幸运。
“我想回家一趟。”我告诉父亲。我自己买了票。视频里的我和平常看起来的似乎不太一样，仔细想了想，才意识到是背景变了。出现在我身后的不再是陈平安的床帘，而是光秃秃的石灰墙，白色的石灰墙。
“你再查查是几点，确认了吗”
九点，九点五十五分，我已经告诉过他三遍。
“截图给我看，你别记错了……你总是做这种事。身份证记得带。”他总是做这种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厌倦。陈平安，我知道答案了。有些事情持续了太久，所以之前我们都忘记了。
七
很小的时候，我们会在外面玩捉迷藏。像我这样的人总喜欢占规则的便宜。不是躲在院子里哪棵树或哪辆车后面，我会藏到高楼里，然后隔着楼道里灰蒙的玻璃，看他们在楼下躲躲藏藏。一般而言没人愿意爬这么高的楼梯，况且一层层地找人未免太过费力。所以我总是安全的，只需要付出等待，忍受无聊。
所以我在等，所以我一直一直在等下去。我一直在高楼上。像我，像陈平安这样的人，我们一直在高楼上，等待，观察，用自己的方式玩游戏。
“你在宿舍吗”母亲在电话里说，“你下午没课。”
我边回答，边站起来收拾东西。外套还披在椅背上，很好拿。
“你猜猜我们在哪儿了”从桌上拿起学生卡。要刷卡才能打开那扇铁门。
“到你楼下了。”握着手机，走下楼，一级一级台阶地走。但凡粗心些，但凡在这瓷砖地上摔倒，就会留下旷日持久的伤痛，必须要耐心愈合。然而我还活着，我还能愈合。我会长白发，头发掉光，牙齿松动，指甲一片片脱落。我会变得年迈，却觉得这样的生活还是值得再过下去。
“没想到吧，我们过来找你了。”
母亲在楼下，隔着单元门就望到了我，露出了那种熟悉的笑容，沾沾自喜。很小的时候，她每次带我去单位的时候都会带着一块糖作为安慰。有次我不小心把糖掉到地上，脏得不能吃了，只好气急败坏地流眼泪。可是没过多久，母亲出现了，沾沾自喜地微笑着，就好像她刚刚用自己的方式拯救了世界。她用指尖捏着枚糖，说是用魔法变出来的，等我不哭了才能给我。于是我把眼泪全都忍回去。那块糖湿漉漉地带着水，肯定是被母亲捡起来洗过的，我装作不知道。他们说掉在地上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他们没说可以清洗一下，没说可以补救。但我知道了。
我早就想到了，你们肯定会来看我，然后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人，再一次一次地提醒我。这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你们对我的爱与关心。而我只能装作不知道未来。只能装作温柔。
母亲张开双臂，我走入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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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九o后作家修新羽问答录
特邀栏目主持：郑润良
修新羽的这篇作品表达了当下年青一代的某种精神征候，是一篇有痛感、关乎切己经验的小说。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追求。同时，她的作品又不局限于同代人经验的表述，比如她的军事题材小说，是对战争、军人、历史的关注，展示了她比较宽阔的创作视野。——有痛感、有视野，这是一个写作者很好的创作起步，期待修新羽能写出更成熟厚重的作品。
郑润良：我感觉你这篇作品写的是爱的专制，以及单向度的生活给人带来的抑郁感，你自己觉得呢
修新羽：嗯。这篇确实写的是“爱”以及“生活”给人带来的抑郁感。因为对我而言，没有丝毫不“专制”的爱，也没有什么人能完全脱离社会环境及自身视角的限制，去拥有什么非“单向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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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个题材，是对周围人群的观察，还是自我经验的体会呢
修新羽：更多的是个人经验，但我相信可以反映一部分我们同时代人的共同特点：对外界权威的顺从与反感，对身边人的靠近却不亲近。我们习惯于在家长和老师的期待下扮演得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向上、乐观开朗。这也是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期待。然而这种扮演经常会让我或者说我们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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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
修新羽：一直很有兴趣，从读初中开始尝试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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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还记得第一次写小说是写什么内容，什么题材吗
修新羽：不仅记得，而且还能找出来。我一直都是用电脑写作，所以留下来许多电子版。那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少女在过生日前夕如何意识到父母和周围人都对自己漠不关心，也是关于“爱的专制”和“单向度的生活”，关于亲情和友情，甚至里面也有关于自杀的内容，和这次发表的这篇一样。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我最本质最原初的写作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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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第一次投稿是在什么时候
修新羽：刚开始写作基本是自娱自乐。写得久了，想知道自己的水平大概处在什么位置，就去尝试了新概念作文比赛。那时读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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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参加这次“新概念”比赛是哪一年，获奖了吗
修新羽：二〇一一年，获得了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郑润良：你还获过《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也就是说你还写过军事题材作品
修新羽：对的，总计在《解放军文艺》发表过四篇作品。其中今年就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科幻军事类，一篇是抗战题材。手头还有一个中篇也将在《解放军文艺》发表。
郑润良：你为什么会对军事题材感兴趣
修新羽：我是青岛人，父亲曾是海军，外祖父也是海军。很小的时候我在海军码头生活过，梦里都能听到军舰离港的汽笛声，也就养成了比较强的军旅情结和英雄情结。我觉得战争是一种很极端的环境，在生死抉择面前，人性的复杂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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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最近两年各个文学刊物相继开设九〇后专栏。你觉得这两年的文学环境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修新羽：比较有压力。担心自己写得不够好，担心自己由于九〇后的身份被人更宽容地看待，然而其实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应该仅仅是自己的同龄人。另一方面，感觉大家都在不断发稿，不断去寻求认可，这时候会有些跟风的心态，容易急躁，容易担心居于人后，很难沉下心来好好打磨作品。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尤其需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婪。
郑润良：有评论者认为九〇后比较乖巧，你认同这种说法吗你觉得九〇后有哪些共性
修新羽：倒不一定是“乖巧”，可能是比较擅长在他人的规则下达成自己的目标。我觉得很难总结出九〇后的共性，因为人性总是很广阔的。我只能说一下我身边的九〇后的共性：大部分是独生子女，太习惯于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和自己相处，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在生活中和心理上为他人留出位置。与此同时，我们从小在家里都是直接和成年人对话的，我们习惯了享有话语权，在社会上和生活中也更容易和前辈们平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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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喜欢看哪些国内的当代作家的作品
修新羽：我非常喜欢读格非老师、王安忆老师、徐则臣老师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格非的《迷舟》，徐则臣的《如果大雪封门》。我是对细节比较敏感的人，对我来说这两部作品里都有着饱满而精准的细节刻画，能让人念念不忘。而王安忆老师，我更多是喜欢她写上海的腔调，我自己是写不好这种特别有地域感的文字的。
郑润良：你觉得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修新羽：我读得比较杂，写作风格也比较杂。早期受影响较大的是卡尔维诺、川端康成，近期是麦克尤恩、胡里奥科塔萨尔。川端康成有着很浓的宗教情结，他的文本里总有一种神性视角，一种悲悯感，而我在创作的时候也会尝试思考人与神之间的永恒关系。麦克尤恩讲述而不评判，他让人们的痛苦和欲望变得易于理解，乃至变成一种美，这让我能够更加坦诚无欺地自我剖析。至于科塔萨尔的《万火归一》，则让我对小说有了新的认识，明白短篇小说有时候就是一种生活的切片——只要选择好了在哪儿下刀，这切片就足以展现出生活的全貌。
郑润良：我读你的小说感觉格调很冷。你读过张爱玲作品吗
修新羽：像张爱玲很荣幸。她的作品我都看过，也都很喜欢。但和王安忆一样，我觉得她的上海腔调是我学不来的，而我作为青岛人也没有掌握什么青岛腔调，可能是因为现在都城市化同质化了吧，很遗憾。至于格调很冷，我觉得很多作家应该都这样，冷眼旁观对世界能看得更清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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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有哪些业余爱好
修新羽：看话剧，听音乐会，画画，做饭，旅游……都是些比较一般的爱好，写小说其实也是我的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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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润良：你如何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与写作
修新羽：我之前修过新闻学双学位，可能会去当几年记者，磨砺一下文笔，积累些素材。总之是不会放弃写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