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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x年，我一（徐志摩）
我听到了蝉鸣，小虾米那神秘的钟疾速运转的声音，然后，蝉鸣变成笃笃的声音，象小虾米说的啄木鸟啄木的声音，也象小虾米没说的老和尚敲木鱼的声音，再然后，又是一片蝉鸣了。这回是真实的蝉鸣，鸣得是那么绿，那么漫山遍野，满街满巷，把夏天鸣成秋天，然后转一圈，就象钟的转动那样，再鸣出夏天来。
我离开人间后，听到看到的比我在人间的时候更多，多得多。关于我的说法就象那蝉鸣，漫山遍野，满街满巷。上百年后，仍然此起彼伏，无穷无尽。有赞叹，有忌妒（我都走了，那又何必呢），有谩骂，有向往。无论是视我为现代诗圣的，还是视我为现代人渣的，都说，我这一生是遭天妒的（注意，这样子说是要遭天谴的。天要妒人说笑了。小心折寿噢），他们纷纷总结说：徐志摩短暂的一生遭遇了三大贵人，四大美女，破坏了两大规矩。
我们倒过来解释一下：我破坏的两大规矩，一是破坏了不离婚的规矩，中华几千年哪有过这个。其次是破坏了不夺人妻的规矩。我再加一条，我还破坏了不得占领人妻之心的规矩。
至于四大美女，有点偷换概念，但大体上差不多。其实应该说徐志摩遭遇了四大美女中的两位。许多人说民国有四大美女，即林徽因，陆小曼，阮玲玉，周璇。我有个内部的评语，只跟小曼说过。我说：阮玲玉妙艳，周璇俏丽，林徽因淡雅，陆小曼狐媚。当时，小曼给了我一记头塌（上海话：用手掌打脑袋）。还真把我打得有点找不到北。说实在的，有点过分有点重。我说：okok，不是狐媚，是妖媚。她就追着我，当时她正在画画，她抓起那支毛笔，还在砚台里特意蘸饱了墨，举着墨笔追我。结果我成了花脸，她也成了花脸，因为成为花脸的我用花脸去贴那鲜花般的脸。说起来，实在是有失诗人和画家的体统。我知道，我死后，她花了很多精力整理我的遗稿遗言，偏偏没有把我这四个金句整理出来。估计她想了半天，也想不好，狐媚固然不好，妖媚却也不佳。她却没有想到还有娇媚两个字。其实，我称她为“眉”，还真是出自“媚”，女儿若娇媚，活色便生香。只是我不曾对她点破过这个出处。而已。
至于四大才女。有的人把凌淑华放到以张爱玲为首的民国四大才女之列，有些牵强，虽然淑华确实有才，才还不小。再说了，我跟淑华虽然亲密，但止于文字。我跟她通了两个月的信不假，但，我不说了，伤人的，伤她的。我不想伤她，更不能说她仅仅是我的临时寄托。还有一位，就是我的所谓原配夫人，被我父亲视为终身儿媳的张幼仪。这就更勉为其难了。幼仪确实有才，但跟张爱玲、萧红她们的才不一样，张爱玲们是文才，传统上说的才子才女那个才。幼仪的才是发家致富那种。她开不裹脚之先，后来领导了上海女子银行。更偏于当今说的女强人那边。这也是才，但是跟财同音。虽然不止于财。
至于三大贵人，指的是胡适、梁启超和泰戈尔。胡适大家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泰山北斗级人物。梁启超大家也都知道，是清末维新中最着名的对子人物康梁之一。
这里我要说的是洋人泰戈尔，印度大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还甚是年轻的年代，他是夺得了这项最高文学奖而名扬全球的几乎唯一的非西方人。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徽徽更是特别喜欢他。所以其实我找他邀请他来跟他纠缠不清都有一种叵测在内。不那么纯洁，我承认。这导致，我在跟徽徽渐行渐远之后难得的辉煌（我说的是两性关系那种幸福的辉煌），都跟这位大诗人相关。
伦敦和康桥是一切幸福的起点。至少我那时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有你，徽徽，因为有了你，徽徽。那河，那船，那篙，那波，那闺房中幽暗的灯光，那原野，那晚霞中的牛群羊群，那杂着教学大楼灯火的星光和夜空，都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浪漫，雪莱、拜伦、海涅，都拥在我们的周围，絮絮叨叨的。而我，有你，在我对面，在我怀里（请不要过度解读），在我的唇边（同上），在我的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你没有说非我不嫁，但你那抵着我的胸口青青（不是错别字）跳动的心说了，你在我脖子边上呼出的小小的暖暖的气息说了。我是说了非你不娶的，我不光是用嘴说的，我用的是我的全身，当然包括心和脑，还有全身的血液。
还有，就是用我的行动。不要以为我的行动是盲目的，是冲动的。我当然知道我面临的是什么，不仅是父亲的冷眼，更会有铺天盖地的谴责。全中国的。可是我做了，在柏林，幼仪在离婚合约上签下字后，我西式地拥抱了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西式地拥抱她（床第上那种不是西式也不是中式的，那只是“人”的，被人称为“人道”的。不是有人把生不了孩子说成是不能人道吗），而且是热烈的。把她抱出眼泪来的那种。后来我想，我拥抱的是我的过去，或者说是我的新的开始。
可是你走了。你淡蓝的衣裙在海上飘远了。但一直到我数月后追着你漂向故国的时候，我的心仍然是喜悦的，是期盼的，是迫不及待的。
可是真到了地方，我又恨当时那船开得太快了。因为你已经成了人妻，用后代语言说叫别人的新娘。我下了船就听说了，甚至在报纸的角落里也找到了。虽然那时候还只是定婚。我从思成那拼命掩饰的表情里读出了胜者为王四个字，从他的父亲、我的恩师梁启超眼睛里读出一种得意的怜悯。有些许怜悯，被得意百孔千疮地渗透着的那种。你的眼睛，说实在的，我没有去读，因为我已经不敢去读了，更不敢象在伦敦和康桥那样去读。我甚至躲避着你的眼睛。我想，你大概也在躲避着我的眼睛。终于有一瞬，我们的眼睛相撞了。看到你那里一下子溢出眼泪来，我赶紧地转过身去，说着哈罗，跟一个不认识的洋人。然后我匆匆地走了出去，说着骚累，手指着厕所的方向，其实是不想让洋人不理解，为什么我跟他说完哈罗就会流出眼泪来。那是一次什么聚会，我记不清了，我没法记清。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应该是恩师故意搞的一个活动，为的是向我宣告一个事实。
那些天，虽然心一直痛着，但我还是写下了一些诗，那还真是痛出来的。比如在《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里，我写道：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比如，在《寂静的夜》里，我是这么写的：
习惯，失眠，/习惯寂静的夜，/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想你淡蓝的衣衫。//习惯，睡伴，/习惯一个人在房间，/抱着绒绒熊，独眠。//习惯，吃咸，习惯伤口那把盐，/在我心里一点点蔓延
我没有放弃。我不是放弃的那个种类的人。泰戈尔就是我的证明。其实，现在想起来，这位印度大诗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了我的工具。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当然他不可能知道。
为了大诗人的到来，我煽起了全国范围的热潮，尤其是媒体的。那些大标题簇拥着我站在上海的码头。我从大诗人踏上中华土地开始就陪伴着，给他当翻译。走到哪里，大标题们就热烈地跟到哪里。还有许多掌声，许多呼喊声。
北京日坛公园是爱情的圣坛，是宣告爱情的圣坛。在我心里是这样的。在许多报纸的字里行间也是这样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地刊登着我这一辈子最美（滋滋）的合影，泰戈尔诗人的右边是徽徽，左边是我。我们一起登台。中间是那个闻名世界的媒介物（老泰，不好意思，我说白了，但没有诋毁你的意思）。我最喜欢的是报纸上出现得最多的那四个字：金童玉女。
我们还不止一次地同台。报纸是这么说的：为庆祝泰戈尔先生六十四诞辰，林徽因、徐志摩等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演出泰翁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公主齐德拉，徐志摩饰爱神玛达那。演出前，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新月”，以示是新月社组织的这场演出活动。
我觉得，我们的新月社（我被称为新月诗派领袖）也是祝福我们的。这也跟大诗人有关。因为新月是大诗人着名诗集的名字。新月，让人想起什么康桥。弯弯的桥拱。对不对再就是金童玉女。金童玉女合拢，升起，新升起的月亮，它会越来越圆，越来越亮。这是它本来的意思，但实际上只是我的期待，一种不能实现的期待。
在剧中，爱神和公主的眼神交流是自由的，理由是剧情需要。所以，那是我们在公众面前的四目相对，无论里面含着多么深刻而伟大的爱情（我喜欢伟大这个词，喜欢把它用在这里。纯洁的爱情，除了爱情之外没有其它目的的爱情就是伟大的。至少我这么看），都让人闭嘴，让人哑口无言。所以我们又重温了康桥和伦敦的那种心随着目走的交流。而且是在全世界的面前。
后来我听说，师母也就是思成的母亲、先生的老婆坚决反对徽徽跟思成真的成婚。据说原因就是那两个台上成双成对的形象，那被报纸捧为金童玉女的形象。多半师母从徽徽当时的目光里看出了什么。也就是说看出了她的心在哪一边跳动（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知道师母并不是出于对我和徽徽的怜悯。师母也许甚至从徽徽那眼光里看出了什么，用现在的语言说她人肉了一下我和徽徽的关系。或至少表示怀疑。我希望那人肉的事情是真的。也许真的是真的。但我不会说。我不说就没有任何证据。不用我答应徽徽，徽徽也不需要我答应。我就是不想让那些说我是人渣的把我的徽徽想成是渣渣。我为徽徽不齿，不屑。我内心里是感谢师母的，希望她能够一直地坚持下去。可惜后来自然是事与愿违的，自然是因为徽徽实在是太迷人，太迷倒众生了（有人说她迷倒了整个民国），她一定是把思成迷得天旋地转把她的位置转到超越父母的顶端去了，思成的坚持自然是自然的。他若能转得出来舍而弃之，那她就不是我的徽徽了。
我的情和诗，与那情相关的诗，经常跟泰戈尔有些关系。后来我从欧洲回来，绕道印度，探望泰翁。那首《再别康桥》就是离开印度后，在大洋上写下的。夕阳里的新娘，在印度洋上飘着，放着光。那是我的新娘，用当代文言文说，那叫我的初恋。徽徽是我的初恋，幼仪是什么呢或许借用现在的象小鲜肉那样的粗俗语言（不好意思）说，叫“初肉”有肉而无恋。不好意思，只是借用一下，绝无亵渎床第之欢或者亵渎年轻语言的意思。那是人的常态。人不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下来的吗
好了。够了。下一位吧。哪位接过去都行。我的蝉鸣。我的钟。小虾米的钟。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