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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澜很好奇现在的美洲大陆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对美洲的了解，说白了都是因为哥伦布，而在此之前美洲的情况却并没有太多的研究，当然美洲为什么会如此吸引刘澜，说白了就是哪里有着他最迫切获得的农作物，而同时还有那里的黄金和白银。
对刘澜这样的‘改革者’来说，要改革尤其是经济改革，那么钱币肯定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而就刘澜来说他对铜钱或者说对东汉的币制从前有过一些了解，到了这个时代则有了更深的体会。
就整个东汉来说，铜钱币制好像都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直到董卓的小钱出现，冲击是相当严重的，好在刘澜在治下严格防范，才没有让董卓小钱对他治下造成太大的影响，可是钱币的重要性却非常的重要，而东汉铸造五铢钱的机制则是以中央为监管调控，具体铸造则是由地方郡县来施行。
而刘澜要改革，如此极其造成通胀的铸造权就必须要收回，可要收回五铢钱的铸造权，那么刘澜将军府首先就会与地方郡县产生极其强烈的尖锐矛盾，甚至可能会导致西汉出现的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为了收回地方的铸造五铢钱的权利，章帝时尚书张林就上书要求直接取消货币的使用，甚至还得到了短暂的实施，但以物易物终归不能长久，再加上地方郡县的反应强烈，五铢钱再次流通，而第二次封钱则又在桓帝时期出现，刘陶罢铸钱之奏很快交由得到了首肯，大结可以看出，中央大臣乃至天子们丢五铢钱的态度，
首先是铸币权，其次是流通不便，铜钱使用繁琐沉重尤其是携带不便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但是要取消五铢钱虽然得到了支持，可却始终无法用另一种流通物来代替五铢钱，这就导致百姓要再次回到原始的以物易物，如此一来，对整个社会生活来说会变得更加繁琐，而第三个原因，则是私铸五铢的情况，当然东汉铸私钱远比不了西汉，但对五铢钱的冲击却也极其严重，因为最后买单的是朝廷，而不会是各郡县官府。
所以刘澜在改革之初，就把铸钱的权利收了回来，不过他居中取了上交到郡，也就是太守去负责铸造五铢，而将军府也就是内阁的金曹进行监管的传统模式，可这样的货币政策刘澜清楚一定要改变，也必须要改变，因为现在的货币政策只会给他的新政拖后腿，而不可能起到任何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可是要进行改革，可没那么容易，就他对三国时期的货币政策的了解，并没有多少参考价值，先说曹魏，现在的曹操一直都是以布帛为币，他选择的方式无疑是最便已的方法，可这又导致了曹操治下逐渐形成了以谷帛为币，也就是最为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出现。
而造成这一原因，有很多方面，综合来说首先是庄园经济，也就是世家与富农的生产方式保障了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可以说在他们这个群体里，不管是从生产还是到最后的交换都可以直接在内部进行。
而第二种则是因为战争，曹操治下直接征收事物划算还是征收五铢划算和便捷，这种问题想都不要想，自然是食物更划算，就拿粮食来说，如果是征收五铢，那就必须再花钱去购买，对于战火连天的这个年代，实物更为便捷。
而最后的一个原因自然就是董卓铸造的小钱，使得货币贬值严重。通货膨胀严重，以至于出现了长安谷一斛五十万钱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曹操去收取五铢钱再去买粮，可能只够他买几斛谷物。
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直存在，就好像当曹操拜相之后，便第一时间废除了董卓的小钱，重新推行五铢。不过因为推行五铢的数量有限，所以在他的治下就有了钱少物多的现象，所以使得粮食布帛等实物价格降低，并保持相对稳定。
但是到了曹丕，五铢钱又被取缔，说白了曹丕这样做的原因还是因为战争，而要发起战争，那就离不开粮食与布帛等实物，而到了曹丕登基称帝的时期，整个天下的人口已经锐减，粮食产量非常低，所以在粮价居高不下的情形下，直接收取五铢钱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环境。
而到了明帝曹睿时期，他又下令使用五铢钱，废除谷物布帛这样以物易物的传统货币模式，为何原因只有一个字，贪。
刘澜从来都不怀疑一件事，那就是任何政策的诞生，在当世一定是非常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换言之对他们有利，在能吃肉的同时也会让百姓喝汤，可是随着发展，一切政策显然就显得无比落后，甚至不符合挡下的社会环境了。
而用谷物布帛为货币，在曹丕时期无疑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的，可是几十年的发展下来，自然就有人想到了从中赚取利益的方法，他们与那些铸造私钱的犯罪分子差不多，都是在铤而走险，而他们的方式则最无耻，或者说是全民行为。
为了提高布帛的货币价值，百姓们把谷物用水浸湿，把布帛剪碎，来换取最大的代价，但这无疑又会导致谷物与布帛自身的使用价值降低，在三国时期生产力与生产量本来就非常有限，所以这样的情况出现与发生，在魏国境内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明帝曹睿下达决心恢复五铢钱货币制度的关键原因。
这件事对刘澜有着极其重要的警惕作用，虽然他一直都是半钱半物的的收税，但在他心中却又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新的货币政策，或者说是取消铜本位的货币政策，可是白银的产量在中国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不是元朝从西方掠夺大量的白银，明清也不可能会出现银本位的货币体系。
而眼下让刘澜直接获取白银的途径，首先自然就是日本，其次则是向西，向西根本就不现实，所以只能考虑日本甚至是美洲。
可这些眼下都不现实，也不可能发生，那么刘澜只能去想其他的办法，而他想到的是三国时期的第二个国家，东吴，现在他在江东建立自己的根基，既然曹魏没有参考价值，那么东吴会如何呢
结果自己是让人失望的，因为孙权的治下，或者说孙权本人送人头的本质，导致东吴的国库无比空虚，可民间和世家却有生活较为宽裕，所以面对国库空虚以及军费紧张的大难题时，孙权听取了谢宏的提议效仿王莽的大泉五十铸造出了面值更大的大泉五百。
这下瞬间就让民间民怨沸腾了，这种感觉就如同后世的一些国家，面额越大钱自然也就越不值钱，试想一枚大泉五百等于五百枚五铢钱，这造成的结构自然就是一枚大泉五百就把五百五铢钱全都换走了。
如果发行的数量少还则罢了，可孙权为了敛财，疯狂的铸造，钱多物少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的情况，物价疯狂上涨，原本以往几百枚五铢钱是完全可以购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就好像以往要买一石谷子（大米）只需五百五铢钱，这下好了，手里攥着一枚大泉五百，兴冲冲跑到粮店，却被粮店掌柜告之粮价上涨了，这一枚大泉五百只能买一斗谷米。
百姓就这样被剥削了，孙权治下的普通民众能不怨声载道，可孙权为了充实国库却对此视而不见，毕竟他既然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考虑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不过权贵向来是不把百姓当人看的，或者说这是权贵们一贯的手法，国库没钱这么办，抄家，谁的家，商人的家，商人的家抄没差不多了，怎么办，自然就轮到了自耕农，如果继续恶化下去，那就会到世家权贵的头上，不过还真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因为到自耕农，各种农民起义就已经此起彼伏了。
所以东吴的灭亡可以说是从大泉五百钱的诞生而埋下了祸根，而大泉五百说白了只是孙权在东吴货币改革的开始，接下来孙权又在赤乌元年发行了大泉当千，接下来有陆续发行了大泉二千、大泉五千。
这样的结果虽然充实了孙权的府库，却将百姓搞的民不聊生，甚至已经不仅仅只是影响普通的百姓，连世家们也被波及，终于对货币的声讨从普通的百姓发展成为整个东吴或者说是东吴全民的不满，这时孙权才终于抵不住压力，不得不在赤乌九年废除大泉钱。
看得出来孙权不仅在军事上是典型的废物，在经济领域更是白痴中的战斗机，比之曹魏愚蠢了不知几百倍，刘澜要是借鉴他，他敢保证，不出三年，丹阳必定大乱。
曹魏孙吴都成了刘澜吸取经验教训的典型，剩下的也就只有西蜀可以借鉴一下了，可他所知的蜀汉货币情况，与之东吴类似，只不过刘备在承汉五铢，又发布了直百五铢和直百铢两种货币，所以蜀汉的通胀并没有东吴那么严重，在加上诸葛亮的治理货币较为稳定，没有出现太过伤民的情况，可就结果来说，三国的三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只是为了临时解决经济的困难，但又因为太伤民，所执行的时间并不长久。
而刘澜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半物半钱，他给官员开的俸禄，也同样如此，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刘澜所知晓的单纯的以货币为赋税，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是直到明朝张居正颁布了一条鞭法后才算是真正执行了货币赋税。
而在这之前的各个朝代，百姓交税是可以用任何东西拿来抵税的，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实物赋税，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金银货币本位没有明确定下来，所以刘澜才会迫切的想要寻找白银哪怕是大量的黄金也行，可是在现在的条件下，他只能继续依赖已经被百姓失去了信任的铜本位货币体系。
不过有一点刘澜必须得说清楚，他之所以如此说铜本位和银本位，其实都是在套用后世的经济学，而就严格意义来说，不管是汉唐的铜钱流通还是明清的白银流通，其实都算不上铜本位和银本位。
但是所以让刘澜现在去创立以铜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又不太不合时宜，毕竟他是想接套用金本位的货币体系而略过如清朝时期的银本位，这样才是刘澜理想中的情形，但是现在因为白银与黄金的匮乏，这样做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但是如果能获得大量的黄金和白银，那么刘澜是完全可以直接铸造银币和金币，用以取代现在完全不被市场认可的五铢钱。
其实在大汉朝，已经有最原始的坯胎了，就好像在官方黄金一斤的价值是一万钱，这其实就是黄金的价值，但是因为汉代黄金缺乏，而战果时期大量黄金消失又很有可能是因为陪葬，所以用于流通的黄金货币并不多。
而如果黄金储量或者说白银储量足够的话，那么刘澜在金本位的前提下就可以生产大量的黄金货币、白银货币，在刘澜看来后世的墨西哥鹰洋就是不错的参考货币，这样一来取代铜币也就指日可待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庄园经济以物易物的情况非常严重，就刘澜所知的情形，很多普通的百姓甚至一辈子都没有使用过铜钱五铢，就算是五铢钱大行其道。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是一方面的原因，其次则是对以铜钱五铢钱的信任缺失，将货物直接换取自己所需的物品绝对不会出现活泼出手之后任何商品都购买不起的情况，因为对于百姓来说，货物的价值永远都在，而钱币的价值却无法得到保障，这些都是刘澜急需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