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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技术锁定，我们发现胡天赐并没有去哈尔滨，而是开车去了山东。我和少成连夜赶到山东，终于在一家黑旅馆里找到了正在吃泡面的胡天赐。他初见到我们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咬死说:自己只是来进货的。
我当然不会信他这番托词，而是直接坐下问他:“四天前的晚上11点-12点间，你在哪里?
"在徐家村找我一个哥们儿打牌，结束后就回家了。”他张口就答。
“想都没想就答，记得这么清楚?”我笑了笑。
“嗯，我记性一直很好的。”
“路上遇到什么人没有?”
“没有，谁都没遇见!”
我和少成看着胡天赐右脸处的创可贴，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你看你脸上的创可贴都脏了，这对伤口不好。正好我这里有个新的，给你。”我从包里掏出一张创可贴，顺势换下了他脸上那张。他撕开创可贴的那一刹那，我们能清晰的看到一条四五厘米的长痕。
"怎么伤的?你也太不小心了。"我“随口”问道。
“哦，做石料的人，难免磕磕碰碰，这都小事儿。”
我悄悄让少成将创可贴上的血液拿去送检，自己则留下来看住胡天赐。
dna比对结果显示，秀秀生前挠的人正是胡天赐!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他终于低下头来。
原来，事发当晚胡天赐打牌出来，本想去不远处的姑姑家过夜，没想到还没出村子就遇上了吵完架也要回娘家的秀秀。秀秀正在气头上，见了胡天赐便不依不饶让他还钱，两个人爆发激烈冲突，胡天赐一怒之下用旁边村民捆稻草的绳子勒死了秀秀，并抛尸枯井。
他吓傻了，临时改变行程回了自己家，再也不提这件事。
而我们发现尸体的当天下午，胡大姐闲聊般和侄子打电话唠家常，当然也提了这件“大事”，胡天赐得知事情已经暴露，便连夜驱车逃走。
这起案子就这么了结了，但我们仍然想不明白的是:胡大姐的梦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怎么就那么确信井里有情况?
在我们的反复询问下，胡大姐才不情不愿地说出实情:原来她这个人一向迷信，为了找弟弟甚至不惜请各种“法师”来做法。好巧不巧，徐家村恰好有一个“法师”夜里回村，正好看到了夜色中似乎有两个人发生争执，后来这争执声音停止了，一个人背着另一个人朝枯井边走去。
法师知道肯定出了事，但是他胆子小，更害怕惹祸上身、引来报复，便借口说“做法算到了胡大姐弟弟在枯井里”，撺掇胡大姐去报警。胡大姐对法师的话向来深信不疑，但也知道这么说警察肯定不会帮忙，就胡乱编造了一个“托梦”的说辞，苦苦哀求我们去井里看一眼。
这下子总算是真相大白，一个梦境造成了三家悲剧。胡大姐将失去侄子;秀秀父母老来丧女，而徐大壮则要一生都活在悔恨和别人的指指点点中。稍稍有点安慰的是，徐大壮向我们和村民承诺，余生他会承担起照顾岳父岳母的责任，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胡大姐万万没有想到，弟弟没找到，侄子还成了杀人凶手。她又来到局里，苦苦哀求我们别判天赐死罪，要给他们老胡家“留个后”。
这种荒唐的理由我们当然不会答应。但是同时我们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胡大姐的弟弟胡山，现在到底在哪里?
本来这案子不归我们管，但是看到胡大姐痛哭流涕、生不如死的样子，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帮她一把。
我找到当年负责这起案件的同事小高，向他仔细询问了案件细节，发现这可能并非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小高告诉我，这案子本身就疑点重重，查不下去主要是因为家属不配合。当年胡山并不是莫名其妙失踪，而是极有可能在赌博欠了人家20万后逃走的。胡家人一方面不肯承认胡山赌博，更不肯提供线索，一方面又要求警察千方百计找到胡山，这本来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我决定再找胡大姐好好聊聊。
“你侄子犯了死罪，弟弟又失踪多年，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也要明白，要是想早日找到你弟弟，你就得配合我们调查，和我们说实话。”我心平气和地同她说。
“警察同志，我说得都是实话啊!胡山他真的没有赌博，他是被人骗去的!”胡大姐急了。
“不管动机是什么，上了赌桌，赌了钱，就是犯法。”
“可胡山他是受害者啊!受害者凭什么要被判刑呢?”
聊了半天，她不仅没听明白，反而把我气得胃疼。我走出去想去找老郑诉诉苦，没想到在副支队长办公室没看到老郑，反而看到了杨震。
“你怎么在这儿?“我有些惊讶。
“哦，我来找老郑谈点事，他人刚刚出去了，我坐这儿等会他。你呢?”
“巧了，我也是来找他说事情的，说一件简直不可思议的事。”
“是那位‘托梦'的大姐吧?听说这位大姐三年里来了局里30多次，小高他们可被折磨得不轻。”杨震笑笑。
“我现在也被折磨得不轻!”我拉下板凳，气得倒满了一杯水，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认死理的!她坚持说，只要我们答应不给她弟弟判刑，她就配合我们调查。嘿，这到底是谁找人啊，我们受苦受累都是为了谁啊?到头来他们反而成祖宗了?凭什么啊?”
“消消气儿，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工作了这么些年，比这难缠的人不是多了去吗。”杨震主动拉了把椅子让我坐下，“还记得吗?四年前咱们俩一起下乡去找一个绑架案的嫌犯，好家伙，当时全村人都拿着家伙什儿出来阻拦，警车差点被他们砸得稀烂，那阵仗不比你现在大得多。”
“也是，大风大浪都经过了，还怕她一个胡大姐吗?"我把杯子往桌上一放，“走了，就不信我问不出来东西!"
“哎，那个什么，”杨震忽然站起来，犹犹豫豫地说，“你审完了和我说一声，那个我…想请你顿吃饭。’
“吃饭?”我不解，“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还是说，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算，算是吧，有点事找你。”
“工作上的事?”
“算是吧。”他含糊不清。
我看了眼手表回道:“我今晚10点前可不一定能结束，这还有五个多小时呢。”
“没事，干这行的，早就习惯了。你呀，还是以工作第一。"杨震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