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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团员大会上，我站在车间活动室的长条桌后，手捧着一篇名为《拳头对准谁》的演讲稿，准备将其中的激情与力量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当我开始朗读时，我的声音充满了激情，仿佛要冲破屋顶。我慷慨激昂地阐述着文章中的观点，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内心深处喷涌而出的火焰。然而，在我的余光中，窦花的身影始终若隐若现，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她的眼神里似乎蕴含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情感，那既不是冷漠，也不是简单的好奇，而是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深邃。每当我与她的目光交汇，心中都会涌起一阵异样的感觉，仿佛有一股电流穿过全身。 这是她第一次交给我的写作任务，我深知其重要性，因此不敢有丝毫怠慢。为了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我花费了整整一个通宵的时间，反复琢磨、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当我终于完成这篇文章时，天已经微微亮了。我伸了个懒腰，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身体，然后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文章，确认没有任何错误后，才放心地上床睡觉，这样才能养精蓄锐，参加下午的团员大会。 我发言时，看到窦花正坐在我的对面。她身穿一件蓝色的布工装，袖口被她整齐地挽到小臂处，露出一截白皙的手臂。她的头发被编成了一条长长的辫子，紧紧地扎在脑后，显得十分利落。 作为团支部书记，窦花本应该板着脸，认真地记录会议内容。然而，此刻的她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微微抬起头，一双明亮的眼睛直视着我，长长的睫毛在她的眼下投出一小片淡淡的阴影，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更加深邃而迷人。 散会后她堵在门口，大我一岁的人，说话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爽利：“你这稿子，没写空话。”那天风大，吹得她额前碎发飘起来，她伸手按了按，又补一句，“以后小组学习，你得多说两句。你说的话，很有份量，我爱听。” 那时中央正号召学习马列六本书，窦花雷厉风行地建起了丁班学习小组。因为是四值三倒，只要是没碰到白班或后夜，每个星期天上午九点学习，都雷打不动。 她那间靠着厂墙的独身宿舍挤满了人。起初大家还揣着新鲜，听着她站在木桌旁念《共产党宣言》，她念得声音洪亮且慷慨激昂。 那是马列小组学习的第一天，学习结束时，她竟然喊起了口号：“立雄心，树大志，坚定不移学马列！”这几句话铿锵有力，信誓旦旦。 可日子一久，书中的油墨味混着夏末的热，连窗外的鸟鸣都显得蔫。有回休息时，王梦洁趴在木桌上打盹，铅笔滚到地上。窦花瞅着，没出声，只轻轻把自己的搪瓷杯往她胳膊处推了推。 晚上下了白班，她在车间门口等我。路灯照着水泥路，我俩的影子被拉得老长。“你觉不觉得，”她踢着脚边的小石子，声音比白天低了些，“大家学习没劲头了” “加点文艺元素吧。”我踢开一小块碎砖，“学马列也能掺入文艺活动啊，如赛诗、讲故事，写小说或散文都行。” 她猛地停下脚，路灯照在她眼里，亮得像淬了光。“怎么掺” “比如讲马克思，不光讲他写了什么着作，也要讲他和燕妮怎么相扶着过苦日子；写诗就写车间里大干的故事，把‘为人民发电’落实到拧螺丝上。”我越说越起劲，她却忽然笑了，是那种极浅的笑，嘴角弯一下又绷住，“你脑子转得真快，这是个好办法。”她顿了顿，“就按你说的试试。” 打那以后，她的宿舍里再也没冷过场。我讲马克思和燕妮在流亡中寄信的故事。她坐在床头，手里捏着本翻卷了边的《资本论》，听得眼睛发亮。 王梦洁赛诗时念“共产主义真，真在大干期间，食堂师傅递来的热馒头！”她带头鼓掌，巴掌拍得响又红。 我写的《深夜攻读》小小说，写了夜班贺兰在休息室看马列书的样子。她拿着稿子就往宣传科送，很快就贴在了厂门口的宣传栏上。贴的时候，窦花特意把边角按得平平整整。 有回学唱歌，“把青春献给伟大的党”，唱到第三遍，她起调起高了，后半句卡了壳，她脸一下子红透了，却梗着脖子接着唱，大家笑着跟着和，窗外的月光都像暖了几分。 我的《停机之争》小说写好时，秋老虎闹得正凶。我把稿子递给窦花时，她刚从汽轮机房出来，额头上还沾着汗，接过稿纸时却先找了块干净布先擦了擦手。第二天我在锣鼓队仓库练镲，队员们都走了，她推门进来，手里捏着稿子，眉头皱着。 “这矛盾写得实，”她把稿子往鼓面上一放，“但能不能往深挖挖比如上升到路线斗争” 我捏着镲片的手顿了顿：“咱电厂政审严得很，哪来的阶级敌人就是老周师傅想省点煤，小李师傅想赶点进度，纯粹是干活的分歧。” 她没说话，低头翻稿子，翻到最后一页，忽然抬头看我。仓库里光线暗，她的眼睛在阴影里，看不清情绪。“可你没看《火红的年代》电影吗，那里的故事情节，就加入了阶级敌人应家培搞破坏……。” “电影是电影，但在我们车间里真找不出阶级敌人。”窦花急切地说：“那你可以虚构啊……！”我还没等她说完，就叹口气抢着话说：“我不能说假话，说官话，失去了真实性，作品就没人看了。我话一出口又悔了，她是书记，我不该这么顶她。 倒是她先松了口，把稿子叠起来递给我：“你说得也对。”她往门口走，脚边踢到片东西，弯腰捡起来，是片枫叶，不知谁带进来的，红得透亮。她捏着枫叶转了转，忽然笑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大仲马，写的啥” 我一愣，随即给她讲起了《基督山伯爵》。这是我在中学红卫兵团的办公室里，从收缴的一堆黄书中翻到的。我讲得眉飞色舞，她靠在门框上听，时不时问一句“后来呢”。 夕阳从她身后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描得毛茸茸的，连辫子梢都泛着金边。末了她叹口气：“这些书，我都没读过。”语气里有点怅然，却没半点不自在。 我要走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时，枫叶已经落满了厂路。那天她来宿舍找我，手里捧着本《短篇小说写作知识》，这是我之前借她的。“给你。”她把书递我，指尖碰了碰我的手，凉丝丝的。 我翻开书，一片枫叶掉了出来——正是那天仓库里她捡的那片，被压得平平整整，红得像没褪过色。 “以后到了新地方，”她站在门口，背对着光，声音有点闷，“别忘了给我写信。” 我捏着那片枫叶，叶尖的锯齿硌着掌心。“你也得读点杂书。” 她笑了，还是那种浅淡的笑，却比以往都久些。“好！” 后来我常想起那天，她站在门口的样子，蓝布工装，黑辫子，身后是漫天的晚霞。那片枫叶我夹在日记本里，每次翻到，都像能听见她念“立雄心，树大志，坚定不移学马列”的声音，也好像能看见她靠在门框上，听我讲大仲马时，眼里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