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为国为民，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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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端坐御座之上，语气平静却带着隐隐怒意地说道： “朕方才已经讲明，此事尚需严守秘密。朕此番南行，乃关乎我大明根本，行程既定，不必再议。尔等退下吧。” 他们显然不会就此罢休。 即便皇帝当廷震怒，今日也势必要据理力争，绝不能让皇帝亲赴南方。 “陛下真要不顾祖宗基业，背离万民百官之劝谏而独行其是吗难道陛下不记得隋炀帝的往事了吗” “陛下真要引发天下怨愤不成” 若非顾忌朝堂威仪，朱由校几乎想放声大笑。 这一套以道德施压的手段，早已是老生常谈。 尤其是在明末，文臣们对此运用得炉火纯青。 当年他们攻击万历皇帝也是如此。先把自己装扮成道德高尚的清流，站在高处肆意指责皇帝，全无君臣之分。 皇帝无论推行何策、施行何事，只要不合他们心意，必遭群起反对。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明朝皇帝的权力比起汉唐宋不知集中多少，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王朝皇权集中的巅峰时期。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明朝皇帝的权力其实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朱元璋确实权倾天下，但他的后代远远不及。即便是朱棣，有时也不得不迁就士大夫。 到了朱由校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文臣在朝廷的势力已隐隐凌驾于皇权之上。 “党争”正是文人势力迅速扩张的产物。 对于朝政事务，官员向皇帝进言本属正常，但他们连皇帝的内廷事务也要干涉，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议论一番。 此次皇帝决意南下，对这些文臣而言，无异于是要害受胁，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必须全力抗争。 而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皇帝的，正是来自南直隶的官员。 他们对皇帝南巡一事最为敏感。 自永乐十八年大明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与皇权重心也随之北移。 两百余年过去，皇权在江南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覆盖范围也日益缩小。皇帝不得不采取以官绅制衡豪强的治国策略。 虽然大明实行两京制度，南京仍设有完整的六部机构，但实际作用微乎其微，不仅无法协助皇权统御江南，反而成了地方豪强的庇护所。 南京长期游离于中央权力之外。 自宣宗皇帝至今，这两百余年里，从未有皇帝亲临南方。 久而久之，南方的实际权力逐渐落入本地官绅与豪强手中。 到了朱由校的天启年间，这些地方势力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小朝廷。 派系纷争与言辞激烈的争论最初便是在这里兴起，各地及京城官场中的不良风气，皆由这些出身江南的官员带入。 因南宋时期与金、蒙古的连年征战，再到明朝与蒙元长达数百年的冲突，北方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华夏的文明延续以及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在南方获得了稳定发展的环境，各项事业迅速超越北方，人才层出不穷。 南方这类未受战火长期侵扰的区域，自然更适合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因此担任官职者多为南方人士。 大明朝的南北发展极不平衡，江南出身的官员在朝廷中常年占据过半席位，独占优势。 南宋更不必多言，本就偏安南方一隅，几乎没有北方人参与其中。 他们花费数百年时间才取得今日地位，怎能轻易放手 倘若皇帝始终居于南方，暂且不说自身与家族是否会受到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利益格局必然遭遇重大挑战。 那些历经明争暗夺从皇权中夺取的权力必将被削弱，那种远离皇权、高人一等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皇帝一旦亲临，他们将重新受到严格管束，这绝非他们所能容忍。 正因如此，他们才会不顾一切地反对皇帝离京南巡。 当年的武宗皇帝如此，如今的朱由校亦然，甚至遭到的反对更为激烈。 然而朱由校并非朱厚照，他一旦作出决定，绝不会因他人反对而更改，更不会中途放弃，毁掉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 “你们嘴上说的全是百姓福祉、万民意愿，那朕作为君父，更有责任亲临民间，体察民情，亲眼看看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 “朕暂且不说其他，只想问问诸位爱卿，为何到了如此地步” “你们给朕戴上‘南巡游玩’的帽子，究竟意欲何为朕何时提过此类话语，竟敢在朝堂之上公然编造谎言诋毁朕，你们的胆子，连朕都不禁有些佩服。” “刘大器，你身为刑部主事，想必对大明律法了然于胸，今日之事，你便为朕与百官说说看，他们该如何定罪！” 朝堂之上，一位站在反对阵营中的刑部官员冷汗涔涔。 虽未抬头，却能清晰感受到皇帝正注视着他。 随着皇帝的话语落下，皇极殿内的气氛骤然降至冰点，异常凝重。 群臣甚至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刘大器眼角微扫四周，此刻他多么期盼有人能站出来说句话，为自己解围。 仿佛上天听见了他的祈愿，沉寂的殿内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启禀陛下，臣等所言皆是为国为民，何罪之有” 一位不久前刚从河南道调任京城的御史当场反驳。 在这些地方官员看来，高坐龙椅之上的皇帝始终不过是个未谙世事的孩子，仗着打了几次胜仗便沾沾自喜。 至于皇帝前些日子下令抄家灭族的传闻，他们虽有耳闻，却并不放在心上，毕竟不曾亲眼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