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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危险却悄然降临。由于江水湍急，就像一条愤怒的巨龙，奔腾呼啸，水花四溅。我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朝着江水边缘滑去。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无底的深渊，恐惧瞬间笼罩了我的心头，耳边只听到江水的咆哮声，眼前一片模糊。 幸亏二哥眼疾手快，他像一道闪电，迅速地伸出手，一把将我拉了回来。我瘫坐在地上，心还在不停地狂跳，冷汗湿透了衣衫，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心中充满了后怕和对二哥的感激。 此事本来是我们兄弟们之间的秘密，我们打算永远把它埋藏在心底。谁曾想，当晚回到家，迎接我们的却是一场严厉的惩罚。我们不但被罚站，还被父亲用竹条狠狠地抽了一顿。疼痛顺着皮肤蔓延到全身，每一下抽打都让我疼得龇牙咧嘴，但更让我们困惑的是，父母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就在我们满心疑惑的时候，父亲道出了实情。原来，我的残疾特征太过明显，父亲的一位同事在江边认出了我，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那一刻，我们才恍然大悟，心中既感到羞愧，又对父亲的细心和关爱有了更深的理解。父亲的严厉惩罚，饱含着他对我们深深的担忧和关爱，我们明白，他是害怕我们再遇到这样的危险。 终于，小学毕业了。我紧紧攥着那张小学毕业证书，仿佛攥住了整个童年的回忆，脚步匆匆却又带着几分忐忑地回到了家里。毕业证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承载着我六年的学习时光，那些欢笑与泪水，那些成长与收获，都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恰在这时，命运似乎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希望之门——一家军医来到安庆，开展小儿麻痹后遗症羊肠线埋血位康复疗法。 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眼中瞬间绽放出光芒，那光芒里满是期待与欣喜，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如获至宝一般。 回家后，她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带我去做手术。母亲的眼神坚定而又温柔，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仿佛在给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了她对我满满的爱和对未来的期望。我知道，这或许是改变我命运的一次机会，心中既充满了期待，又有一丝紧张，但我相信，在母亲的陪伴下，我一定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 所谓的埋线，可不是真的在人体里埋进去一根普通的“线”。它是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医生会把一小段“可吸收、可软化、可液化”的生物材料，小心翼翼地放进穴位深处来治疗疾病。这个线并不会露出体表，而是在皮肤表面切开一个极其微小的口子，然后将线埋进去。由于伤口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埋线后除了患处会有一点轻微的胀感外，根本不会影响日常活动。 这种方式，起源于50、60年代。据说，它最早应用于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治疗。小儿麻痹症是一种极为棘手的神经损害性疾病，针灸治疗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这个病需要成年累月、不间断地治疗。天天扎针灸，对患者来说，身体上要承受反复的刺痛；对医生而言，也是一项繁重且耗时的任务。后来，那些“聪明的医生”突发奇想，把可以自然吸收的医用缝合线，也就是羊肠线，放置入穴位。这就像在身体里放置了一根不需取出的针灸针，这根“针”可以持续不断地刺激穴位。病人只需每隔一个月到医院埋线一次，疗效近似于每日针灸，大大减轻了患者和医生的负担。 由于穴位埋线非常方便，其治疗的病种很快就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像哮喘、慢性胃炎、癫痫、腰腿痛等疾病，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治疗。 站在医院走廊里，我的心情格外复杂。看着许多同类型患儿那奇形怪状的畸形手脚，以及他们走路时各异的残疾惨状，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戚。那些扭曲的肢体，仿佛是命运无情刻下的伤痕，让人不忍直视。 此刻，轮到我了。我穿着蓝白条纹的小病号服，早已被汗水浸透，深色的汗渍如同云朵般在衣服上晕染开来。领口处还留着昨夜母亲用蒲扇为我扇风时留下的褶皱，那褶皱里似乎还残留着母亲手上的温度和关切。 母亲静静地站在我身旁，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装着两个还带着余温的煮鸡蛋。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块褪色的蓝布头巾，这是她唯一一件体面的头饰，边角早已磨得发白，却始终被她洗得纤尘不染，仿佛那是她对生活最后的倔强。走廊尽头的窗户敞开着，穿堂风偶尔掠过，掀起她鬓角几缕灰白的发丝，那发丝在风中轻轻颤动，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艰辛。 “躺上去吧。”穿白大褂的部队巡诊军医掀开手术帘，里面的铁架台在冷光下闪闪发亮。酒精灯的火焰在器械盘上欢快跳跃，将不锈钢的镊子、剪刀映照得雪亮，仿佛是一群等待出征的战士。 我缓缓地躺在手术台上，目光不由自主地数着天花板上龟裂的纹路。那些细小的裂缝如同老人脸上的皱纹，蜿蜒着消失在阴影深处，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医院经历的无数故事。 就在这时，一只温热的手掌紧紧裹住了我的指尖，是母亲。她的手掌粗糙而干燥，无名指上的铜顶针箍硌得我生疼。这顶针是今早她替邻居缝补被褥时戴上的，此刻还残留着棉线的碎屑，那是她勤劳的见证。 羊肠线刺入右腿皮肤的瞬间，尖锐的刺痛如电流般传遍全身，我忍不住闷哼了一声。我听见母亲倒抽了一口冷气，那声音里满是心疼和紧张。那根细如发丝的线在皮下游走，像一条冰凉的小蛇缓缓钻进骨缝，带来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觉。消毒水刺鼻的气味裹挟着窗外震耳欲聋的蝉鸣涌入鼻腔，刺得眼眶发酸。蝉鸣突然拔高，仿佛要穿透薄薄的玻璃，与器械碰撞的清脆声响交织在一起，在我的耳膜上凿出细密的孔洞，让我的脑袋也跟着嗡嗡作响。 “别看，疼就咬妈妈的手。”母亲的声音微微颤抖，却努力装出镇定的模样，仿佛这样就能给我力量。我转头看向她，只见她脖颈上青筋暴起，如同老树根般盘踞在蜡黄的皮肤上。她的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直线，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在日光灯下闪烁着晶莹的光，那是她内心焦虑的外在表现。 “当年王婶家二小子……”母亲突然开口，声音轻得仿佛飘在消毒水雾中，“在医院埋了羊肠线，现在能跑能跳。”她用袖口轻轻擦去我额头的汗水，布料摩擦的沙沙声，让我想起昨夜那熟悉的响动。 昨夜，月光透过窗棂洒进屋内，我看见她跪在樟木箱前，小心翼翼地把一叠毛票按面值大小码齐，硬币在搪瓷缸里叮当作响。那里面是她攒了半年从牙缝里省下的粮票，每一分每一毫都凝聚着她的心血，那是她为了给我治病而付出的艰辛努力。 手术进行到一半时，窗外突然下起了太阳雨。雨滴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仿佛无数只小手在急切地敲打，像是在为我的手术加油鼓劲，又像是在诉说着命运的不公。医生的手沉稳而有力，羊肠线在皮下穿梭，留下一道淡淡的红线。我盯着那道红线，恍惚间觉得它像一条蜿蜒的河，将我的过去和未来无情地分割开来。过去，我被疾病束缚，行动不便；未来，却充满了未知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