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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任务是记录会议要点和最终确定的名单。我拿起笔，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名字。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可能是街上的混混，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也可能只是平时有些小偷小摸行为，但没有被抓起来的内控对象，还有就是内控的再犯案的刑释人员和没有收网的地痞流氓。 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特别熟悉的名字上——赵卫东。他曾经在我所在的居委会豆腐店里干杂工，那个小伙子平时看起来还算老实，脸上总是带着憨厚的笑容，但没想到他竟然把同在豆腐店的女青年肚子搞大了。 更何况，赵卫东还是刑释人员，属于累犯。按照这次“严打”行动“从重从快”的原则，他此次恐怕是凶多吉少。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一阵寒意从心底升起，手中的笔也微微颤抖。 会议结束后，我拿着记录好的名单，心情格外沉重。走出派出所，已经是子夜时分，街道上的路灯昏黄地亮着，那微弱的光芒仿佛在为那些即将被抓捕的人照亮最后的“自由之路”。我不知道，在这个夜晚，有多少人的命运将被彻底改变，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随意拨弄。 随着“严打”行动的深入开展，我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除了整理会议记录和名单，我还负责整理审讯笔录的初稿。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让我内心备受煎熬的工作。 每天，我都会收到从各审讯室送来的审讯记录。那些嫌疑人有的声泪俱下地辩解，话语中满是悔恨与委屈；有的则试图隐瞒真相，眼神闪躲。 我清晰地记得某个嫌疑人是如何详细地描述自己的经历，那些细节仿佛就在眼前，他颤抖的声音、紧张的表情，都如同电影画面般在我脑海中不断放映。然而，当我将他们的辩解整理成初稿时，却发现自己的记录与原始版本有了很大的不同。 语气被强化了，原本模糊不清的地方被“坐实”了。那些口供，似乎都被刻意地迎合着“从重从快”的基调。 我感到一种职业性的崩溃，我只是一个誊抄员，一个被要求抄写着“被需要的事实”的工具。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我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公正，是否真的符合法律的初衷。法律的天平，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平衡。 后来，我清楚的记得，在一次行动中，我随队去清点一处作为“流氓窝点”被查封的舞厅。这处舞厅是由一家电影院改建而成的，白天，里面空无一人，寂静得有些可怕，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 晚上，舞厅里几十个青年男女挤进来参加活动，大厅舞台上，穿着性感时尚的漂亮舞女扭动着身姿，弄姿摆腚，一众男女在舞厅里拼命地吼唱，热闹非凡，音乐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走进舞厅，一股香味刺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那是香精和汗水的混合味道，让人有些窒息。小包间内相继安了门锁。 当我随着大家进入时，电源没有被完全切断，一盏霓虹灯牌在窗外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红蓝光交替映照在满是脚印的地板和我的脸上，如同无声的警灯，渲染出一种超现实的、令人想入非非的氛围。 我在舞厅的角落里发现了一只高跟鞋，那精致的鞋跟和亮丽的颜色，与这略显杂乱的舞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走进小包间，里面堆满了不少空酒瓶，地上还有一些杂乱的纸屑。这些物品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喧嚣与荷尔蒙的肆意飞扬，当晚，所有在舞厅的相关人员悉数被带回派出所审查。然而如今，它们却成了“罪证”，成了判定这里进行“流氓活动”的依据。 我站在舞厅中央，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什么是“流氓活动”什么是正常的青年娱乐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又是由谁来界定的呢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制定政策的官员，还是眼前这些群情激愤、喊着打倒“流氓”的群众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似乎一切都被简单地贴上了标签，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就像这个舞厅，昨天还是年轻人的娱乐场所，今天就成了罪恶的渊薮。 几天后的时光悄然流转，这座城市迎来了一场盛大且庄重的公审大会，地点选在了开阔的市体育广场。 公审当日，阳光洒在广场的每一寸土地上，可广场上早已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填满，人山人海的景象蔚为壮观。人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四面八方匆匆赶来，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各种不同的光芒，他们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亲眼见证这场庄严的审判。 而我，有幸作为参会人员，静静地坐在观众区域。目光缓缓投向台上，只见法官们表情严肃而又不失慷慨激昂。他们挺直了脊梁，以洪亮且铿锵有力的声音，逐字逐句地宣读着一个个被告人的不当行径。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千钧之力，敲击在人们的心头。 再看那些站在台上的年轻人，他们被挂上了标示身份的牌子，原本乌黑的头发被剃去，露出青涩的头皮。他们神情麻木，有的眼中还带着深深的惊恐，就这样呆呆地伫立在台上，好似被抽走了所有的精气神，已然丧失了所有的抗争之力。他们的眼眸中，满是恐惧与迷茫，如同置身于无尽的黑暗深渊，宛如迷失在黑暗之中的羔羊，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我手里拿着一份待公布的新闻稿草稿，看着眼前这热闹而又荒诞的场景，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抽离感。只不过我在观看一场按剧本演出的戏剧，而我自己，也不过是幕后一个微不足道的道具管理员。 那些被审判的年轻人，他们真的都是十恶不赦的罪犯吗也许他们中有一些人确实犯了罪，而有些年轻人可能犯了错，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对待是否有机会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充分的辩护我看着台上那些年轻人绝望的眼神，心中充满了同情和无奈。法律的公正，在这一刻，似乎被狂热的情绪所掩盖。 “严打”行动暂告一段落，为了宣传这次行动的“丰硕成果”，需要一篇总结性的新闻稿见报。我作为行动办公室的一员，负责起草了这篇稿子。 在稿子中，我尽量客观地描述了行动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效。然而，我的稿子在经过层层修改后，最终见报了。 当我拿着新鲜的报纸，目光扫过那些铅字时，突然，我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由于印刷机器的故障或是铅字磨损，那个“从重从快”四个字中的“快”字的竖心旁和“夬”印得有些分离且拉长了，看上去极像“从重从快乐”。 我盯着这个诡异的错误，愣住了。一股巨大的荒诞感席卷了我的全身。 这个印刷缺陷，像一道闪电，瞬间照见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下，某种扭曲而真实的潜意识。它精准地戳破了严肃的官方叙事，露出了一个黑色幽默的裂口。 我默默地折起了报纸，将这个错误深深地藏在了心里。这个错误，成了我心中对1983年夏天最深刻、也最冰冷的注脚。而我这个小小的档案员，也在这场风暴中，经历了心灵的洗礼和挣扎，对“公正”的定义有了更加深刻而怀疑的思考。 随着夜幕的再次降临，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街道上的灯光依旧昏黄，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而我的心情却无比沉重。 但我知道，1983年的这个夏天，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人生中一段无法忘却的特殊经历。它像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我的心头，让我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反思，不断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