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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元朝“京畿种田规划师”！靠“筑堤垦田”解海运难题，思路后来真管用 元朝的虞集在元仁宗时期担任国子监祭酒。每次讲完课，他总会提到一个问题：京城的粮食全靠东南沿海通过海运供应，可这种方式不仅耗尽百姓力气，还得冒着海上航行的风险。于是他向皇帝提议： “京东（今山东、河北东部）靠海的地方有几千里，全是长满芦苇的荒地。这里北边连着辽海，南边靠近青州、齐州（今山东一带），每天都有海潮带来泥沙，早就淤积成肥沃的土地了。要是能学浙江人的办法，筑堤坝挡住海水开垦成农田，再给想当官的富人机会——按他们能组织的耕种人数分地，官府来定规矩：能组织一万人耕种的，就给一万亩地，封他当‘万夫长’；能组织一千人、一百人的，也按这个规矩来。 三年后根据收成情况，按土地的好坏定赋税标准上报朝廷，之后按标准征税。五年后要是有了积蓄，就正式封官，用他田里的储备给发俸禄。十年后给他们颁发官印，让这份产业能传给子孙。这样一来，能得到几个好处：一是能有几万民兵，既可以保卫京城，又能抵御海上的倭寇；二是能减轻东南海运的压力；三是让想当官的富人有机会，让没地的百姓有活干，自然就不会去当强盗了。” 可惜当时大家意见不统一，这个提议最终没能实施。 冯梦龙点评：后来宰相脱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京城周边靠近水源的地方，要是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能收一百多万石粟麦，不用再靠海运，京城的粮食就够吃了。”元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设立“分司农司”，让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专门的官印。 垦田范围从西边的西山，南边到保定、河间，北边到檀州、顺州（今北京密云、顺义一带），东边到迁民镇，只要是官府的土地和原来各处的屯田，全由分司农司制定规则租给人耕种。所需的工钱、耕牛、农具、种子，朝廷拨了五百万锭钞来解决。 脱脱还大致参考了之前虞集的建议，从江淮地区招募了两类人各一千名：一类是会种水田的，一类是会修堤坝的，让他们当“农师”。又拿出十二道空白的任职文书，规定：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授正九品官；两百个的授正八品；三百个的授从七品，让他们直接管理自己招募的人。每个被招募的农民还发十锭钞，等一年后粮食丰收了再让他们回家。这一招真见效，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 明朝叶盛的实践：靠官田官牛，边地粮多、战马足 何孟春在《余冬序录》里记载：明朝的叶盛（谥号文庄）担任宣府巡抚时，恢复了“官牛、官田”的制度——官府提供耕牛和土地，组织百姓耕种。结果开垦的土地越来越多，积累的粮食也越来越多，他还用每年结余的粮食换了一千八百多匹战马。那些废弃的屯堡，也全都修复了，才几个月就修好了七百多个。 可后来情况变了：边境的士兵被权贵拉去服私役，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连一寸自己的地都没有，没法养活自己；军队的粮食全靠朝廷拨款，战马的费用从太仆寺（管马政的机构）支出，花多少钱都没数，谁还会去修复屯堡呢长此以往，恐怕将来边疆的外族入侵，朝廷很难抵挡啊！ 樊升之的评价：虞集的垦田策，是“一代顶流方案” 樊升之（明朝学者）说：“汉朝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兵制建议、江统的《徙戎论》，是能管万世的顶级策略；唐朝李泌的屯田策、元朝虞集的垦田策、明朝陈瑄（平江伯，合肥人）的漕运改革，是能管一代的顶级策略——陈瑄在永乐初年负责北京的海运，修了八百里长的淮阳海堤；后来又取消海运，疏通会通河，打通南北运粮通道；还疏通清江浦避开淮河险段，规划仪真、瓜州的船闸港口，开凿徐州吕梁的河道，修筑昭阳湖、南旺湖的堤坝，开通白塔河连接长江，修高邮湖堤坝；从淮安到临清建了四十七座水闸，在淮安、徐州、临清、通州建粮仓方便转运，安排人引导船只，在沿途打井、种树方便行人。 还有宋朝李允则筑城墙、建佛塔（事见《术智部》），范仲淹、富弼的救灾办法，是能管一时的顶级策略。这些策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考虑得极其周全，符合人心所向，制定的规则像天生就该如此，推行起来像流水一样顺畅。” 【管理智慧】 虞集的高明，在于“把‘荒地’变成‘资源+防线’，一举多赢” 别人只看到“京城缺粮靠海运”的表面问题，虞集却看到了“京东荒地”这个隐藏资源——他没想着“怎么改善海运”，而是想“怎么用荒地种出粮”，还顺便解决了“民兵、就业、防倭寇”三个问题，是典型的“一策解多难”。 后来脱脱、叶盛的实践也证明，这个思路完全可行：只要给土地、给政策、给激励，荒地能变粮仓，还能减轻朝廷负担。可惜虞集当时没能推行，不然元朝的京畿粮食问题，说不定能早几十年解决。 一、核心逻辑：对付“依赖单一资源导致的风险”，别“修补旧办法”，要“开发新资源” 元朝京城的困境是“只靠海运运粮，风险高、耗力大”，本质是“资源来源太单一”。虞集的破局点，是开发“京东荒地”这个新资源，构建“新资源-粮食-防线-就业”的新链条： 1.用筑堤垦田把“没用的荒地”变成“能产粮的良田”，替代海运的粮食供应； 2.用“富人当官、百姓有地”的激励，让新资源能持续运转，还顺便解决民兵和就业问题。 这就像现在企业“只靠单一客户赚钱，风险高”，与其“讨好老客户”，不如“开发新市场”，用新市场的收益对冲老客户的风险，还能扩大规模——本质都是“用新资源破解单一依赖的困局”。 二、核心启示：“遇‘单一依赖有风险’的事，别死保旧渠道，要找‘新资源破局’” 虞集的思路放到现在也超实用，比如遇到这些场景： - 城市发展：某城市只靠旅游业赚钱，疫情一来就陷入困境。可以像虞集那样——开发本地的农产品、手工艺品等新资源，打造“旅游+农业/文创”的新模式，既减少对旅游业的依赖，又能带动更多人就业； - 企业经营：某工厂只靠给一家大公司代工，订单不稳定。可以主动开发中小客户，或推出自有品牌，把“单一代工”变成“代工+自有品牌”双渠道，降低经营风险； - 个人发展：某人只靠工资收入，抗风险能力差。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开发副业，比如写作、设计等，把“单一工资”变成“工资+副业”的收入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 简单说就是：“单一依赖就像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风险太高。找到新资源、搭建新链条，才能把‘被动依赖’变成‘主动掌控’，不管遇到什么变化都能稳住。” 【原文】虞集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扞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