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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0年左右的长安城，未央宫的喧嚣似乎已离东方朔远去。年过花甲的他，鬓角染霜，往日在武帝面前谈笑风生的机智臣子，如今更多时候是待在自己那堆满竹简的书斋中。他逐渐从宫廷事务中抽身，并非全然失势，更像是一种主动的精神退隐。数十年的宦海浮沉，他见惯了荣耀与危机，也看透了帝王心术的复杂莫测。如今，他要把一生的智慧与感悟，付诸笔端。 这日，秋意已深，庭中古槐的黄叶偶尔飘落一两片，透过窗棂，正好落在书案上正在撰写的竹简旁。东方朔拈起叶片，端详片刻，轻轻放下，目光重新回到自己正在修订的文章上——《答客难》。这是他以自己为靶子，回应世间质疑的精心之作。 文中，他虚构了一位“客人”的诘问，字字尖锐，恰是朝中许多人私下对他的议论：“昔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 （译文：当年苏秦、张仪，一旦遇到大国的君主，就能身居卿相之位，恩泽延及后代。如今您先生学习先王之术，仰慕圣人之义，诵读《诗经》《尚书》及诸子百家的言论，多得不可胜数……自认为海内无人能及，可以说是见闻广博、善辩聪明了。然而您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地侍奉圣明的皇帝，旷日持久，官衔不过是个侍郎，职位不过是执戟侍卫，想来大概还有不检点的行为吧） 这质问，何尝不是他内心深处偶尔翻涌的不平之鸣他提笔濡墨，神色平静，笔下的回答却如江河奔涌，充满了历史的洞见与哲学的思辨：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贤与不肖，何以异哉” （译文：“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时代怎能相同呢苏秦、张仪的时代，周王室十分衰败，诸侯不去朝见，都凭借武力争夺权势……得到士人的就强大，失去士人的就败亡，所以游说之风得以盛行。他们身处尊贵的地位，家中充满珍宝，库里有充足的粮食，恩泽延及后代，子孙长久享受。如今却不是这样：圣明的皇帝德泽流布，天下震慑，诸侯臣服……在这种情况下，贤能的人与无能的人，用什么来区别呢”） 他深刻地指出，在大一统的帝国之下，个人的命运已不由列国纷争的机遇决定，而全然系于至高无上的一人之心。所谓的“尊贤”，其标准已与乱世截然不同。字里行间，那“生不逢时”的感慨并非简单的怀才不遇，而是对士人在专制政体下普遍困境的清醒认知与无奈。这篇《答客难》，以其独特的文体和深邃的思想，开创了赋体文学中“设论”一派的先河，后人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皆受其影响。 与此同时，他也在整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非有先生论》。他借虚构的“非有先生”在吴国为官三年的“无言”经历，与吴王探讨直言进谏之难与治国之道。 文中，吴王问：“先生有深谋妙策，为何三年不言”非有先生则引用龙逢、比干因直谏而被杀，箕子、接舆避世以存身的例子，感叹道：“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 （译文：“进谏哪里是容易的事！有些言论看着刺眼、听着逆耳、违背常理却有利于自身修养；有些言论看着顺眼、听着悦耳、心里痛快却会败坏行为。不是有贤明的君主，谁能听得进去呢”） 这无疑是东方朔自身仕宦生涯的写照。他以滑稽讽谏，何尝不是因为深知“直言”的危险他将历史的教训与自身的感悟熔于一炉，借古讽今，探讨在强大君权下，士人如何既坚持道义，又能保全自身，并试图影响政治的微妙平衡。文章最终描绘了一幅在“非有先生”劝导下，吴王励精图治，天下大治的理想图景，这或许也寄托了东方朔对汉武帝，以及对所有在位者未能完全实现的期望。 除了这些流传后世的名篇，晚年的东方朔还将自己毕生所见所闻、奇思妙想，汇集成书。其中有记载海外奇谈、山川异物的《神异经》、《海内十洲记》，虽然后人考证多为托名之作，但其中光怪陆离的世界，正符合他一生“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的杂家风貌。或许，在现实的政治框架内无法完全施展的抱负，他将其投射到了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字疆域之中。 油灯下，老人的身影被拉得很长。他摩挲着手中的竹简，感受着刻痕的凹凸。这些文字，不再是为了取悦帝王，也不再是为了应对同僚，而是他与历史、与时代、与内心最终的对话。他知道，宫廷的荣宠终将随风而散，帝王的赏识亦如朝露易曦，唯有这刻在青简上的思想，或许能穿越时间，获得另一种形式的生命。 “后世之人，读我文章，能知我心否”他微微一笑，吹熄了灯盏。窗外，月色正好，一片清辉洒满庭院，也洒在那些即将流传千古的竹简之上。属于东方朔的传奇，正从宫廷转向青史，以一种更永恒的方式，继续它的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