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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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川关于思想开放尺度的激烈争论及其最终达成的动态平衡，如同为科技探索的航船设定了航标与禁区，使其能在相对安全的航道内破浪前行。然而，就在这宏观治理框架日趋成熟之际，一场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战略分歧，却在寒川科技事业的内部悄然滋生，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乎其未来走向的灵魂拷问——资源与精力，究竟应该优先投向能快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还是应该分出一部分给那些看似“无用”、却可能揭示世界根本规律的“基础研究” 这场争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藏在寒川科技兴邦的基因之中。寒川的崛起，始于生死存亡的压力，其科技发展路径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问题导向色彩。从“雷火铳”到磺胺药，从水泥到标准化生产，无不是针对迫切的军事或民生需求而催生的成果。这种模式在初期成效显着，为寒川积累了强大的硬实力。但也因此，在寒川的技术官僚和大多数工匠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共识：科研的价值，必须由其实用效果来衡量；无法迅速转化为武器或财富的研究，便是“屠龙之技”，徒耗钱粮。 然而，当寒川科技进入更深的水域时，这种纯粹实用主义的局限性开始暴露。最典型的例子，再次回到了那个让禽滑略和林棠团队耗尽心血的核心难题——蒸汽机的效率瓶颈。 尽管“前瞻工研苑”在材料、工艺上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蒸汽机的热效率提升却始终缓慢，仿佛触及了一个无形的天花板。禽滑略召集最顶尖的工匠和学者进行会诊，大家能提出各种改进锅炉、优化气缸结构的方案，但对于“为什么热功转换的效率存在理论极限”、“热量传递的根本规律是什么”、“能否找到一种全新的原理来更高效地利用热能”这类更深层次的问题，却无人能给出确切的、基于基本原理的答案。所有的改进，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依赖于大量的试错，代价高昂且前景不明。 与此同时，在格物院内，以老学士墨翟为首的一批学者，却在进行着一些“不接地气”的研究。他们观测星体运行，记录成厚厚的《星图志》；他们用棱镜分解日光，痴迷于光的色彩之谜；他们甚至尝试用数学工具去描述钟摆的摆动和物体的下落，并为此争论不休。在工造司的务实派官员看来，这些研究“于国何益于民何利” 有官员甚至在议事时公开嘲讽：“墨翟公观星，能观出我寒川急需的百炼钢吗能观出亩产千斤的良种吗不过是皓首穷经，虚度光阴罢了！” 这种矛盾，在一次科学院年度预算审议会上达到了高潮。工造司的代表，依据“军民融合”的成果，要求大幅增加对新型火炮、装甲车辆等应用项目的投入。而墨翟则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拨款建造一座更精密的“观象台”和一座进行基础物理化学研究的“格物实验室”，其预算虽不算天文数字，却在“实用性”上受到了严峻挑战。 工造司的官员质问：“墨翟公，您这观象台，可能助我工坊多造一铳一炮您的格物实验，可能让我寒川子民多收一斗粮食若不能，何以与国之急务争此资源” 墨翟虽博学，却不善言辞，面对如此直接的功利性质问，面红耳赤，只能反复强调：“格物穷理，乃学问之本……其用或在百年之后……”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禽滑略作为科学院的主心骨，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深知应用研究的紧迫，但也从蒸汽机的困境中，隐约感受到了基础理论的缺失所带来的巨大阻碍。他站出来打了个圆场，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场争论，最终摆到了林牧之的案头。王玄策呈上的奏报，清晰地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一方坚持“急用为先，实效为王”，认为资源应集中用于能快速增强国力的技术领域；另一方则主张“厚积薄发，根基为重”，认为没有深厚的基础科学积累，应用技术的突破终将难以为继。 林牧之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他回想起寒川一路走来的历程，正是靠着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才站稳了脚跟。然而，他也想起了禽滑略多次向他倾诉的蒸汽机研发中的无力感，那是一种面对未知规律时的茫然。他更想起了古籍中所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应用技术是“鱼”，而基础科学则是“渔”，是捕鱼的能力和方法。 “鼠目寸光，可得一时之利；高瞻远瞩，方成万世之基。”林牧之在御前会议上，对重臣们阐述了他的决断，“我寒川科技，如今已如壮汉，筋骨强健，然若只知使力，不明发力之理，终难达宗师之境。蒸汽机之困，便是明证！我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进步维艰。” 他环视众人，语气坚定地继续说道：“应用研究，解我燃眉之急，乃生存之道；基础研究，探万物之本源，乃发展之基。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为此，林牧之做出了几项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 1. 确立“双轮驱动”战略：明确宣布，寒川的科技政策，从此进入 “应用与基础研究并重” 的新阶段。要求科学院和格致学院，在规划中必须为基础研究留出稳定的空间和预算，不得因短期压力而随意挤占。 2. 设立“基础科学探索基金”：在“寒川研究基金”体系内，专门设立一项额度可观、评审标准更侧重学术创新性和长远潜力而非短期应用前景的基金，用于支持像墨翟这样的纯理论研究。 3. 提升基础学科地位：在格致学院的教学中，加强算学、力学、光学、化学、天文等基础学科的教学分量和考核要求，培养学子的理论思维和探索精神，扭转“重术轻学”的风气。 4. 建立应用与基础的联动机制：要求重大应用项目（如新型蒸汽机研发）的首席专家，必须定期与基础领域的学者（如研究热学、力学的墨翟等人）进行交流，将实践中遇到的根本性问题，提升为基础研究的课题。同时，也鼓励基础研究者关注现实需求，尝试将其理论成果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战略的推行，伴随着观念的艰难转变。 初期，许多习惯了“立竿见影”的官员和工匠对此并不理解，认为这是“浪费”。墨翟的观象台项目一度因资金问题险些搁浅。林牧之亲自过问，并意味深长地对质疑者说：“今日观星，看似无用。然，若他日我寒川舰船欲远航大洋，靠何指引方向靠何测算经纬岂非今日所观之星象、所研之历法目光放长远些！” 禽滑略也以身作则，主动邀请墨翟参与蒸汽机热效率问题的研讨。起初，工匠们对老学士的“空谈”不以为然，但当墨翟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推演出热量损失的几个关键理论环节，并提出几个可验证的假设时，工匠们开始沉默思考了。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开始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 寒川的科技生态，因此悄然发生着变化。格物院内，除了机器的轰鸣，也多了些安静的思考与演算。应用领域的专家开始学会追问“为什么”，而基础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思考“有什么用”。一种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的良性互动初现端倪。 数年后，当墨翟团队通过长期观测和计算，修订的寒川新历法更加精确地指导了农时，当他对光学的研究间接启发了望远镜透镜的改进时，曾经的质疑声渐渐平息。人们开始意识到，那些看似遥远的星辰和抽象的原理，并非与己无关。 林牧之在视察新建成的、配备有先进观测仪器的观象台时，对墨翟和禽滑略感慨道： “昔日，我等为生存而研技，目光所及，不过刀剑粮药；今日，寒川已立，当有暇仰望星空，探究寰宇之奥秘。此非好高骛远，实乃格局之升华！” “应用之树，可让我寒川枝繁叶茂；基础之根，方能保我寒川历风雨而不倒！ 今日投于基础研究之资，他日必以百倍、千倍之利，回报于我寒川子孙！” 寒川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的重新定位与平衡，标志着其科技发展战略的成熟与升华。它摆脱了急功近利的短视，开始为长远发展和真正的科技自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条看似投入更大、见效更慢的道路，却是指引寒川从“技术应用强国”迈向“科学创新源头”的必由之路，为其在新纪元的文明竞争中，注入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