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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殡仪馆的铁门还没开，周哑巴就来了。 我守了一夜，眼皮沉得像压了石头，可那声窸窣的纸张摩擦声还是钻进了耳朵。 他照例把一叠信塞进门缝，转身就走，脚步轻得不像七十岁的人。 我抓起外套冲出去，只看见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雾里，像一缕不该存在的影子。 回到值班室，我抖开那叠信，手指一顿。 其中一封，没有寄件人。 收件栏上，工整地打印着一行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 不是手写，是打印体，和馆里系统自动生成的排班表一模一样。 我翻过信封，里面果然是一张排班表——日期是三天后，班次是夜十二至早八，岗位：守井房。 和系统记录分毫不差。 “这他妈……谁打的”我低声骂了一句。 凡子赶来时正撞上我盯着那张纸发愣。 他接过信，扫了一眼，眉头立刻锁死。 “周哑巴送的他每天这个时候来” “三年了，”我嗓音干涩，“没人知道他为什么送，也没人委托过他。” 凡子立刻调监控。 画面里，周哑巴准时出现在大门口，布鞋踩着湿漉漉的台阶，怀里抱着个旧帆布包。 他从不抬头看摄像头，也不停留，塞完信就走。 风雨无阻，一天不落。 更诡异的是，馆里没人见过他和任何人说话。 包括我们这些值班的，他连眼神都不给。 “他送的不是信。”凡子盯着屏幕，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是名单。” 我心头一震。 名单——谁的谁列的又为什么偏偏是吴青山 我拨通吴青山电话，他接得很快，语气却像被什么压着：“……我知道你们在查什么。” “你知道个屁！”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名字被写在死亡名单上，你还觉得这是巧合”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脚步声，急促的，像是冲出了家门。 他来了。 吴青山到的时候，眼眶发红，警服都没换，直接冲进锅炉房。 老吴正在铲煤，火光映在他脸上，一半明一半暗。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吴青山一把夺过铁锹摔在地上，声音炸得整个锅炉房都在抖。 老吴没抬头，继续铲煤，一铲，两铲，煤块砸进炉膛，火星四溅。 “你三岁那年，”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锈铁摩擦，“半夜坐起来，说‘白叔叔们来接班了’。你娘不信，打了你一巴掌，说小孩胡话。可第二天你就开始发烧，烧了七天，不吃不喝，就睁着眼，盯着房梁。” 他缓缓抬头，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儿子脸上。 “第三天夜里，你说：‘他们穿白袍，三个，一个高，一个矮，中间那个断了手指。’” 吴青山脸色刷地白了。 我站在门口，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淌。 这三个特征——高、矮、中间断指——正是王师傅描述的“白袍三兄弟”。 老吴指了指锅炉上方那张泛黄的合影。 三人并肩站着，穿着五十年代的工装，站在一口井边。 其中一人袖口别着一枚铜扣，样式古旧，边缘磨损严重。 吴青山走近，伸手碰了照片。 “这扣子……”他声音发颤，“和我的警徽……一模一样。” 我猛地想起什么——吴青山的警徽，是祖传的。 他父亲给的，说曾祖父是民国巡警。 可这张照片，是1954年。 时间对不上。 除非……这枚扣子，从来就不是警徽。 而是“标识”。 我转身就走。 我得知道周哑巴到底是谁。 我跟着他第二天清晨的路线，一路尾随到镇西的荒庙。 庙门歪斜，香火断了十几年，可庙里地面干净得不像没人来过。 正中央没神像，只有一块青石碑，表面刻满名字，密密麻麻，像蚁群爬过。 我蹲下身，一行行看过去。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时间，精确到分钟。 有人写“归队：2018.11.03 04:22”，有人是“接令：2009.06.15 23:08”。 没有重复，没有遗漏，像某种……运行了多年的系统。 我手指颤抖着往下翻，直到碑底。 那里，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名字： 林建国 2003.07.19 凌晨3:17 我父亲。 死亡时间，分秒不差。 我跪在地上，喉咙像被铁钳夹住。 父亲死于突发心梗，那天我十二岁，凌晨三点十七分，他坐起身，说了一句“他们来了”，然后倒下，再没醒来。 原来他不是发病。 他是……被接走了。 我抬头看向石碑顶端，风吹动残破的屋檐，发出吱呀声，像有人在低语。 这庙不是庙。 是登记处。 周哑巴不是邮差。 他是递名册的人。 而我们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名单上。 我踉跄着回到殡仪馆，天还没亮透。 凡子在监控室等我，脸色比我还难看。 “我查了系统。”他指着屏幕，“排班表是自动生成的，算法封闭，权限最高。但刚才……我试了下，能进。” 他顿了顿，眼神忽然变得锐利。 “我可以删掉吴青山的名字。”他说，“也能拔掉打印机电源。物理断开，不留痕迹。” 我盯着他。 “然后呢” “然后看它会不会再出现。”他说，“如果名单是活的，它会自己补上。”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点了点头。 凡子起身，走向机房。 我站在窗前，望着外头灰蒙蒙的天。 三天后，是吴青山的班。 可现在，他已经不在系统里了。 门轻轻响了一下。 我回头。 周哑巴又来了。 他塞进来的信封，封口完好，收件栏上，依旧是那行打印字： 今日当值：吴青山我盯着那封信，手心发麻。 信封还是昨天那一模一样的牛皮纸，边角磨损得恰到好处，像是被谁反复摩挲过。 可这一次，它不是孤零零地塞进门缝——它躺在锅炉房烟囱内壁，被一层薄薄的煤灰托着，像供奉在祭坛上的祭品。 凡子亲自爬上去取下来的，下来时脸白得像纸，一句话没说，只把信递给我。 里面除了那张排班表，还有一张泛黄的蜡笔画。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吴青山。 小时候的他，圆脸，短胳膊短腿，穿着蓝背带裤，正被一个穿白袍的人牵着手。 那人身形瘦长，脸是空白的，但袖口别着一枚铜扣，和他现在警徽一模一样。 他父母站在井边，表情呆滞，眼睛直勾勾望着画外，像是在看我们。 而井口上方，三个白袍人并肩而立：一个高得不自然，一个矮得佝偻，中间那个……右手缺了根手指。 正是老吴描述过的“白袍三兄弟”。 “这画……他小时候真画过”我问凡子，声音干得冒火。 凡子点头：“他娘留下的。说他五岁那年，半夜爬起来画的，画完就撕了。她偷偷拼好藏了起来。” 我喉咙发紧。 那晚的发烧、呓语、盯着房梁的眼睛——不是病。 是他们来过。 而这张画，本该锁在吴青山家老柜子里，连他都以为早就丢了。 名单能自己补上名字，信能出现在烟囱内壁，连被藏了二十多年的画都能送到我们手里……这不是鬼。 这是规矩。 是某种比死亡还准时的东西，在运转。 我去找吴青山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井口了。 井是老井，早封了多年，水泥盖板压得死死的，可他蹲在那儿，像是听见了什么。 我没敢靠近，只隔着十步远站着。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空得吓人。 然后他掏出警官证，狠狠摔在地上。 “我不认这命！”他吼的那一刻，风突然停了。 井口上方的空气像水波一样晃了一下。 他转身要走，可就在他抬脚的瞬间—— 一声钟响，从井底传来。 不是金属的，也不是电子的，更像是……骨头敲在石头上。 第二声。 第三声。 我数着，浑身汗毛倒竖。吴青山也停下了，一动不动。 第四、五、六……直到第二十五声。 最后一声落定，整片厂区安静得连呼吸都像打雷。 他缓缓回头。 排班表从井口升了起来。 纸是湿的，边缘滴着水，墨迹没晕开，反而清晰得刺眼。 上面只有一行字： 吴青山，已到岗。 我看着他。他也在看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然后他低头。 他的警靴……变了。 崭新的白布鞋，鞋面干净得不像穿过，鞋底的纹路清晰可见——是小孩穿的那种布鞋底，一朵梅花印在脚掌心。 和井口边那双失踪多年的童鞋，一模一样。 我张了张嘴，想喊他。 可他没动。 远处雾里，周哑巴背着邮包，缓缓走来。 他没看我们，只是抬起手，把又一封信塞进包里。 火漆封口，印着一只睁开的眼睛——长在额头中央。 风起了。 吴青山站在原地，像一尊刚立下的碑。 我没再上前。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来到井口。 水泥盖板完好，四周无人。 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时，脚边露出一角塑料。 我弯腰捡起。 是吴青山的警官证。 外壳上凝着水珠，像是刚从井底捞出来。我用袖子擦了擦，翻开。 照片上的人……我看不清脸。 那张本该是他的脸，模糊得像被水泡过，五官融成一团灰影。 而职务栏那一行字，原本印着“协警”，现在却被墨迹晕染开来，像泪痕一样，拉出一道斜痕。 隐约看得出几个字： 守夜人见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