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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瀚回到他那间位于计委大院角落的集体宿舍时，已是月上中天。同屋的赵卫国早已鼾声如雷，带着部队里留下的雷厉风行和沾枕头就着的本事。狭小的房间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汗水的味道，一盏25瓦的白炽灯悬在房梁下，是这昏暗空间里唯一的光源。 他轻手轻脚地拉过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凳，在靠窗的三斗桌前坐下。桌上，是曾司长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留下的余威，和一份沉甸甸的、几乎能决定他未来命运的期待。 铺开崭新的稿纸，拧开“英雄”牌钢笔的笔帽，林瀚深吸了一口气，试图将脑海中翻腾的、属于未来的汹涌波涛，驯化成这个时代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涓涓细流。直接抛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负面清单管理”、“科创板”那无异于自取灭亡，会被当成疯子或者异端。他必须找到一种语言，一种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能巧妙嫁接未来方向的语言。 记忆的闸门打开。前世，他研究中国经济数十年，对特区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次阵痛都了如指掌。早期“三来一补”带来的环境污染，土地管理混乱引发的社会矛盾，法制不健全导致的外资疑虑，金融管制对活力的束缚，以及，最为致命的——腐败在制度缝隙中的滋生蔓延……这些教训，如同烙印般刻在他的学术记忆里。 “不能只画蓝图，不谈风险。”林瀚喃喃自语。他决定，这份报告的结构必须是双刃剑。一面，是描绘全球产业转移的壮阔图景和我国沿海地区的巨大机遇，这是“糖衣”；另一面，则要毫不避讳地提出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详尽的防范措施，这是“炮弹”，是展现他深思熟虑和战略远见的基石。 他提笔，在稿纸顶端郑重写下：《关于设立沿海经济特区，试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初步构想与实施建议》。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他先是从《世界经济调研》、《参考消息》内部版等有限的官方信息源中，摘取数据，论证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亚洲四小龙”等地向外转移的趋势，强调这是“历史性的窗口期”。他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技术管理的学习窗口”等符合主流话语的词汇，来包装“经济特区”这个略显敏感的概念。 接着，他进入了核心部分——“可操作性建议与风险防控”。 土地管理： 他提出“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打破无偿划拨的窠臼，但强调“所有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使用权转让必须“公开、公平、公正”，避免暗箱操作。他甚至前瞻性地提到了“土地出让金”应用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管理机构： 建议成立“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赋予其“集中统一、高效灵活”的管理权限，推行“一站式服务”、“一枚公章审批”，直指当时令人诟病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 金融创新： 谨慎提出在特区内试行“外汇留成与调剂”，允许企业部分留存外汇，并建立小范围的“外汇调剂中心”，缓解外资企业的资金困境，并为未来汇率改革埋下伏笔。 法制环境： 强调“依法设区、依法治区”，建议研究制定《特区投资促进条例》等地方法规，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廉政建设： 这是他着重笔墨的部分。他明确提出，借鉴境外经验，建立“垂直领导、独立运作的特区廉政公署”，直接对中央和省委负责，严厉打击可能出现的贪污腐败和走私活动。 产业导向与环保： 他提出不能“捡到篮子都是菜”，要设定投资门槛，鼓励技术含量高的项目，并明确提出“环境保护评估”应作为项目引入的前置条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写到“技术吸收与产业升级”时，他尤为激动。他指出，设立特区的最终目的不是永远做“代工车间”，而是要通过“市场换技术”，强制要求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扶持本土配套企业，最终实现“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产业升级路径。 窗外，天边已泛起鱼肚白。林瀚放下笔，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近万字的报告，耗尽了他一夜的心力。同屋的赵卫国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嘟囔着：“小林，别太拼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林瀚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渐渐苏醒的城市，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使命感交织在心头。这个世界还在沉睡，而他，已经看见了遥远天际的那抹曙光，并正试图用自己的笔，将这曙光引向这片他深爱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