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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66年这一年，春秋的天算是彻底变了。 晋国那边憋了好几年的乱子，终于到了爆发的边缘，骊姬构陷太子申生的阴谋已让其陷入绝境，重耳、夷吾更是被逼入流亡之地，好好的晋国愣是被搅得没了主心骨； 南方楚国和齐国也没闲着，为了抢郑国这块中原腹地的肥肉，直接面对面掰起了手腕，打了半天谁也没占到多大便宜； 西边的秦国倒精明，趁着晋国内乱的空隙，偷偷给夷吾送粮送兵，还摸清楚了晋国的底细，等着瞅准机会往中原插一脚。 这一年啊，再没有之前那种“暗流涌动”的平静，到处都是明刀明枪的乱局，大国小国都被卷在里面，谁也躲不开。 这一年里，最让人揪心的就是晋国太子申生的处境。 他本是春秋有名的仁孝公子，治理曲沃封地时曾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百姓都念他的好，可如今却成了后宫争权的重点靶子，被困于曲沃动弹不得，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这事儿后来也成了“骊姬乱晋”最惨烈的一笔，警示着后世“宠妾灭嫡”的深重祸患。 先说说最惨的晋国，申生此时虽仍守在曲沃封地，却早已是骊姬的眼中钉，被抽走了大部分兵权，身边仅留几个老弱仆从。 骊姬在晋献公耳边日日吹风，说申生“据守曲沃，暗蓄力量”，害得献公对这个亲儿子猜忌日深，不仅断了曲沃的粮草补给，还派“二五耦”的人常驻曲沃边境，名为“巡查”，实则监视，连申生想派使者入都给献公请安，都被拦在城外，扣上“私通外臣”的罪名。 曲沃本是晋国富庶之地，可经骊姬党羽刻意刁难，赋税被加倍征收，粮草被肆意克扣，百姓们连自己都填不饱肚子，更别提供应封地府衙。申生不忍心再加重百姓负担，只能遣散了府中大半仆人，自己带头吃粗米野菜，昔日尊贵的太子，如今连寻常士大夫的伙食都不如。 有老臣偷偷从都城送粮来，还没到曲沃就被骊姬的人截获，送粮的老仆也被活活打死，挂在城门口示众，就是为了震慑那些还想亲近申生的人。 申生在曲沃的艰难，百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农户偷偷把藏起来的红薯、土豆送到府衙后门，转身就跑，生怕连累太子。 申生知道后，特意让人在府门外立了块木牌，写着“百姓不易，勿再馈送”，自己则带着身边人去田里挖野菜、采野果充饥。 即便如此，骊姬仍不肯放过他，又派人在曲沃散布谣言，说申生“苛待百姓，私吞救济粮”，虽有百姓出面辩解，却被抓起来治罪，久而久之，没人再敢公开亲近这位落难太子。 申生的处境，就像坠入泥沼的困兽，明明心怀仁善，却连自保都难。 骊姬还不满足，又跟晋献公说：“重耳和夷吾跟申生是一伙的，他们也盼着您死呢。” 晋献公又信了，赶紧派人去狄国杀重耳，去屈地抓夷吾。 重耳在狄国住了好几年，本来过得还算安稳，一听说追杀的人来了，连夜带着狐偃、赵衰这些心腹逃了出来。 他身边的狐偃劝他：“卫君目光短浅，不值得依附，咱们去齐国投奔桓公，他素来招揽天下贤才。” 这段流亡路上的“择主而事”，也让重耳渐渐明白，成大事者不仅要能忍，更要会选方向。 重耳一行人先去了卫国，可卫君怕惹上晋国的乱局，连城门都没让他们进。 随身带的干粮早就吃完了，沿途农户都逃荒去了，连野菜都挖不到，几人差点饿死在路上，最后只能硬撑着投奔了齐国。 齐桓公那会儿正想拉拢人才巩固霸业，就收留了重耳，还给他送了不少粮食和仆人，重耳才算暂时有了安身之处。 夷吾在屈地的日子也不好过，追杀他的士兵把屈地围得水泄不通。 他带着手下抵抗了几天，最后趁着夜色从城墙的小洞里逃了出去，一路跑到了梁国。夷吾逃到梁国后，特意找了梁国国君牵线——毕竟梁国与秦国素有婚姻盟约，这层“姻亲渊源”成了他求援的关键。 春秋时期“借姻亲固同盟”是常事，夷吾算是把这点用得恰到好处。 他知道秦国一直在盯着晋国的动静，就赶紧向秦国求援，还承诺：“要是秦国能帮我回晋国当国君，我就把晋国河西的五座城池送给秦国。” 秦宣公一听这话，立马答应了，不仅派人给夷吾送了粮食和兵器，还派了三百个士兵保护他，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帮他回国。 秦宣公的算盘打得精，帮夷吾能换河西土地，同时还通过狄国联络上了逃到狄国的重耳旧部，承诺“要是重耳以后有机会回晋国，秦国也愿意帮忙”，就算夷吾日后反悔，秦国还有重耳这张牌，这种“双线准备”的思路，比其他诸侯看得远多了。 这边二公子都逃了，晋献公也彻底垮了。 儿子被构陷的被构陷、逃的逃，他自己又病得厉害，整天躺在床上哭，朝政全落到了骊姬和她儿子奚齐手里。 骊姬为了给奚齐巩固兵权，重用“二五耦”（梁五和东关五）这两个靠阿谀奉承上位的奸佞，他们根本不懂治国，抓人只看“是否亲近太子”，连忠心耿耿的老臣都不放过。 为了扩军，骊姬还加重了赋税，老百姓本来就没饭吃，这下更是活不下去了，都城周边爆发了民变。 虽然最后被镇压了，可逃走的老百姓比之前多了三倍，田里的庄稼都没人种了，这就是后世说的“奸佞当道，忠良蒙冤”，晋国朝堂彻底成了乱局的温床。 更糟的是，狄国趁着晋国内乱，派兵攻占了晋国北部的两座城池。这次狄国伐晋用的是“声东击西”的法子，表面攻北部城池，实则派轻骑袭扰晋国粮道，这也是游牧民族常用的战术，偏偏晋国连防备的兵力都凑不齐——边疆的士兵早就因为欠饷逃得差不多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国土被占。 你说这晋国，那会儿简直就是个空架子，内忧外患全凑齐了，就等着被别人拿捏。 晋国乱成这样，南方的楚成王可没闲着，他把目标又对准了郑国。 楚成王选在这时候伐郑，藏着“避实击虚”的心思——知道齐国要分神关注晋乱，楚国正好趁机抢占地盘，这种“抓准时机出手”的策略，也是他能让楚国崛起的关键。 去年楚国就占了郑国东部的三座城，今年听说郑文公偷偷跟齐国续签了抗楚盟约，楚成王一怒之下，拉上巴国、邓国、蔡国组成三万大军，以令尹斗子文为帅，再次去打郑国。 郑文公身边的大臣孔叔劝他：“齐国是中原同盟核心，楚国是南方霸主，咱们不能轻易倒向一边，不如坚守待援，看双方态势再做决定。” 这“以守待变”的思路，才让郑国没彻底沦为大国的附庸。楚军到了新郑城下，也不着急攻城，直接搞了出“水攻”——把新郑城外的河水挖了个口子，水顺着城墙往城里灌，没几天新郑的城墙就塌了好几处。 郑文公吓得赶紧登上城墙督战，喊着“保家卫国”，郑国的士兵也知道一旦城破没好果子吃，拼了命地抵抗。 楚成王还派人进城劝降，说：“只要你杀了齐国的使者，跟楚国彻底结盟，我就把之前占你的城池都还给你，还每年给你送粮食和丝绸。” 郑文公心里犯嘀咕，一边是打不过的楚国，一边是答应派兵救援的齐国，实在拿不定主意。 这边郑国急着求援，齐国那边也没耽误。齐桓公接到消息后，立马召集了鲁、宋、卫等九个国家的军队，凑了四万人，亲自带队去救郑国。 齐军到了新郑郊外，跟楚军对峙起来。 齐桓公知道楚军擅长野战，就玩了个“分兵战术”——这战术其实是借鉴了早年郑庄公“繻葛之战”的打法，集中主力破敌要害，分兵牵制敌军侧翼，在春秋时期屡试不爽。 具体部署是让鲁军绕到楚军侧翼进行牵制，宋军偷袭楚军后方粮道，自己则率齐军主力直奔新郑城外的河堤，把楚军挖开的缺口堵上，彻底解了新郑的水攻之围。 这种打法让楚军首尾难顾，只能收缩防线，双方一下子陷入僵持。 双方在新郑郊外打了三次小规模的仗，互有胜负。楚军野战厉害，可齐联军擅长守城，谁也赢不了谁。 打了半个月，楚国这边先撑不住了，因为听说晋国内乱，秦国可能会趁机攻打楚国南部，楚成王怕后院起火，只能主动撤军。 临走还把占领的一座郑城还给了郑文公，换来了郑文公“暂不跟齐国结盟”的承诺。 齐国这边也不好过，联军的粮草消耗太大，鲁国、卫国的军队本来就不想长期作战，天天催着撤军。 齐桓公没办法，只能也下令撤军，不过他没把兵全撤走，留下了一千个士兵驻守新郑，帮郑国防御楚国——这其实是“留质稳盟”的手段，既让郑国放心依附，又能监控郑国动向，避免郑国偷偷倒向楚国，也是春秋霸主控制中小诸侯的常用办法。 这一场拉锯战下来，楚国没占到多大便宜，齐国也没彻底保住郑国，郑国就这么成了楚齐之间的“缓冲地带”，暂时保持中立，谁也不敢得罪。 楚齐在郑国打得热闹，西边的秦国可没闲着，一直在偷偷布局。 秦宣公早就看出晋国内乱是个机会，之前就跟梁国订了婚姻盟，还跟狄国搞好了关系，现在夷吾逃到了梁国，正好给了秦国介入晋国的机会。 秦宣公跟夷吾签的协议里，特意加了“共同对抗狄国”的条款——一来是帮夷吾解决边境隐患，让他有底气回国；二来是秦国也怕狄国壮大，这“抱团抗狄”的约定，让双方的同盟更稳固。 为了摸清情况，秦宣公还派使者去了齐国，试探齐桓公对重耳的态度。 齐桓公说“我可以收留重耳，但暂时不会帮他回晋国”，秦宣公这才放心，确定了“先扶夷吾”的计划。 秦国还在晋国边境靠近梁国的地方设了个“细作据点”，派去的人伪装成商人，跟晋国边民做买卖，顺便打听消息，这种“以商为掩护”的情报手段，在春秋时期已经很常见了。 通过这些渠道，秦国摸清了骊姬党内部的矛盾和晋国的兵力虚实。 为了做好军事准备，秦宣公下令扩建渭水粮仓，又存了五万石粮食，还按照之前定的“军功制”扩充军队，新增了两千个士兵——这一制度借鉴了秦国先祖秦仲“以功赏田”的传统，杀一个敌兵赏十亩田，杀一个敌将赏一百亩田加爵位，士兵们的积极性都提上来了，训练的时候比以前卖力多了。 有人跟秦宣公说“不如趁现在晋国内乱，直接派兵去占几块地”，秦宣公笑着说：“急啥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晋国那边彻底乱透了，楚齐也打得差不多了，咱们再出手，才能拿到最大的好处。” 你看秦国这心思，多深。不跟别人争一时的长短，就等着坐收渔利，这种隐忍的劲儿，可不是一般诸侯能比的。 除了这些大事，齐国还忙着稳固自己的九国同盟。 之前楚齐拉锯的时候，鲁国的军队一直按兵不动，齐桓公怕其他诸侯也跟着学，就专门在卫国召集了鲁、宋、卫三国国君开会。 会上齐桓公先是施压，说“鲁国没履行同盟的义务，要是再不派三千士兵去驻守郑城，以后同盟里就没鲁国的话语权了”；接着又拉拢，承诺“要是鲁国好好跟着齐国抗楚，我就帮你们解决与莒国的边境纠纷”。 这“恩威并施”的手段，是春秋霸主维护同盟的常用策略，既让鲁国不敢违抗，又让鲁国念着齐国的好处。 鲁国权衡了半天，最后还是妥协了，不仅派了士兵去郑国，还跟齐国签了边界协议，齐国也归还了鲁国部分边境土地。 齐桓公也明白，九国同盟就像“串起来的珠子”，得有核心绳线才不会散，鲁国、宋国就是这根“绳线”的关键，所以后来他每次会盟，都特意让鲁宋国君陪在身边，彰显核心同盟的地位。 这么一来，齐国的核心同盟算是稳住了，楚国想分化诸侯的计划也泡汤了。 这一年的变化，其实是春秋“礼崩乐坏”的缩影。 以前诸侯还讲“嫡长子继承制”，骊姬却能凭宠信构陷太子；以前打仗讲“师出有名”，楚齐却为了抢郑国直接动武；以前小国还有自主权，现在却只能在大国间夹缝求生。 回头看公元前666年，这一年真是春秋的“分水岭”。 晋国从之前的“乱局待爆”变成了“公室崩塌”的前奏，二公子流亡，成了秦、齐争夺的棋子； 楚齐围绕郑国打了半天，谁也没赢，只能暂时制衡； 秦国借晋乱开始布局，不仅拿到了河西五城的承诺，还在晋国边境有了军事存在，离中原越来越近； 至于郑国、鲁国这些小国，要么成了大国的缓冲地带，要么只能依附大国求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