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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州地方的生态脆弱性表现为高海拔、低气温、土壤贫瘠且无灌溉条件，尤其是雹雨频繁成灾的生态压力。这种极端恶劣的生态环境通过动、植物种群的体型矮小和低产晚熟的特征可被直观地感觉到;“舔碗”习俗便是生态压力影响文化或者文化传统对生态压力的适应。
汉、回、藏、土各群体均为适应环境作出了艰苦努力，他们在适应和获取生计资料的竞争、合作和互助中，发展了各自的社会组织，从而更有效地动用文化手段去影响生态环境，提高获取生计资源的能力。汉、藏、土之间的合作有其信仰基础，但汉与回的合作是在没有信仰基础的情况下发生的。人们普遍的看法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汉、回合作使我们对族群合作的层次进行思考。我可以把族群合作的层次区分为行动层面和思想层面。汉族与藏族、土族村民的合作有信仰基础，因而他们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既在行动上也在仪式上进行合作。汉与藏、土之间的文化接触最终形成了同一社会组织;汉、藏与回不是不能达成合作，而是合作的层次限于行动层面，行动包括生产互助和与农事有关的仪式活动，虽然不同信仰的群体之间很难形成一个社会组织，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合作。
生态环境如此脆弱的极边之地，由于国家政治战略需要而成为王朝“西顾情殷”的“备边要地”，（清）光绪《洮州厅志》卷九·兵防。以至大批的军士和汉、回人民迁居于此。移民实边后的洮州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生态环境压力，不完全是生态学的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政令的驱使作用，人们的生活可能是另一番情景。小生境隐藏着政治、文化、生态和族群的种种关系，它是一个综合的镜像，透过它可以理解地方社会的面貌和变迁过程。
人类学引入小生境理论以后，把种群的竞争排他性继承下来，使小生境充满了竞争和冲突的力量，这与许多人类学家过分关注简单社会的传统有关。而中国社会是有历史、有王权的文明社会，社会若要平稳发展，客观上要求与国家保持一种适宜的权力平衡，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必然反映到人们生活和交往其中的小生境中。在洮州，我观察到经济生活中的互惠合作与竞争排他性的情况同时存在，因而我为小生境赋予了互惠、合作的内涵，使小生境看起来不那么充满张力，而具有合作与竞争的双重特征。这样，在分析仪式场合“争头家”，以及看青、搬场、防雹等互助合作的现象时便有了符合地方实际的分析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