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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医生“理想运动员”的标准，好几个球员被拔了牙，有些则是切了扁桃体，还有几个因为身体状况被送回了家。
最后，还有两个人需要经过特别审查。
其中一个是曼努埃尔·弗兰西斯科·多斯桑托斯，他当时在博塔弗戈俱乐部踢球，外号“加林查”，或“小鸟”。第一眼看上去，加林查就是医生寻找的病号代言人——他脊椎畸形，左腿比右腿短约6厘米，而右腿则向内弯曲。当初要不是正在意大利踢球的边锋朱里霍说应该让在国内的球员代表国家队出战，加林查根本不可能被招进国家队。医院里大大小小的医生都来检查加林查的腿——上面都是被对手撞伤、踢伤的疤痕。另外，加林查在心理适应性测试中得分很低。还有，他在“职业”一栏中填写的是“atreta”或“athrete”。说实话，如果把拼写作为测试标准的话，巴西国家队没人能去1958年世界杯！医生在经过仔细考量之后得出了结论：尽管他的腿看上去很吓人，但运转起来还是没问题的。加林查就这样留在了队里。
第二个被放到显微镜下检查的人？也许大家都猜到了，是的，就是我。我的身体机能和运动技巧都还不错，但在衡量意志力的行为学测试中却表现欠佳。这项指标很重要，因为正是缺乏斗志和勇气才让我们丢掉了1950年的世界杯。而没有人愿意体谅——17岁的我是这届世界杯上年龄最小的人。
负责此次测试的是社会学家乔伊奥·卡瓦雷斯，他的“判文”没留丝毫余地：“贝利太幼稚了，”他如此写道，“他缺少必需的斗志，又太年轻，体会不到别人的侵犯并做出适当的反应。此外，他还不具有团队精神所需的责任感。”
“我建议不要带他去瑞典。”他如此结论道。
幸运的是，最终当选1958年巴西国家队主帅的维森特·费奥拉是个凭直觉办事的人。在读过卡瓦雷斯的报告之后，他回复道：
“你也许是对的。但你对足球一窍不通！只要贝利身体健康，我就要带着他。”
我们的训练很严格，球员们也都精神饱满，似乎已经走出了1950年世界杯失利的阴影。在离出发去欧洲只有3天时间的时候，我们只需再跨过另一个障碍：最后在圣保罗的帕卡恩布球场跟科林蒂安斯——巴西最大、最著名的俱乐部——踢一场热身赛。
我们本不该踢这场球。
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球队会安排这样一次热身赛。此前我们已经跟很多国家队踢过很多场热身赛了，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和巴拉圭，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而跟本土一家像科林蒂安斯这样拥有大量球迷基础的俱乐部踢球无疑会对国家队造成古怪而不利的影响：我们将在巴西土地上受到“对方”球迷的嘲弄。雪上加霜的是，科林蒂安斯的球员和球迷早就对国家队心怀怒气：他们最受欢迎的球员路易济尼奥没有入选国家队。
国家队踏上帕卡恩布球场的时候，我们遭到了全场球迷的嘘声；而在我们进球之后，他们的倒彩声更大了。比分到了3:1的时候，很多球员已经在考虑穿什么衣服去瑞典，这时，我在对方半场接到一个传球，带球向禁区跑去。我都没有看到对方的防守队员——阿里·克莱门特——倒地朝我铲过来。
我感觉好像是被烧红的针深深地扎进了右膝盖一样。我倒在地上翻滚着，痛苦地叫着，这时球队的助理教练朝我冲来。
“你能站起来吗，小子？”
我很疼，也很害怕。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他的首场大赛就是伤在了同一个膝盖上。这难道也是我的天命吗？
“没事，没事。”我说道，努力让自己安下心来。
但是，当我准备站起来时，膝盖一受力，又坐倒了。助理教练们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把我带离了球场，回到更衣室里。我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
我坐在帕卡恩布球场昏暗的训练室里，擦干眼泪，膝盖放在一个金属桌子上；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所有我参加的大赛里，我都未有过如此紧张不安的时候。球队的医务人员——队医希尔顿·戈斯林、受人爱戴的理疗师马里奥·亚美利哥——把冰袋放在我的膝盖上，沉声交谈着。
“别担心，”马里奥对我说，“我们保证你能好起来。”
他只是在安慰我罢了，没有人知道我的膝盖会怎样。毕竟我们还在巴西，还有11名球员——包括路易济尼奥——等着代替我的位子。把我留在巴西是个最简单、最合理的决定了，而后来我还得知，他们几乎就要这么做了。国家队已经选定了为瓦斯科达伽马队效力的阿尔米尔来替我。
最后，戈斯林医生告诉教练组，说我的膝盖情况很不好。我在1个月时间里不能上场踢球，也就是说，所有在欧洲的热身赛，也许还有世界杯开始的前两场比赛我都不能上场。但戈斯林还对他们说，我很年轻，身体又很健康，也许，仅仅是也许，我会比预期时间更早康复。
教练组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最后认为——值得为我冒这个险。如果我是教练，都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多谢上天的眷顾，多谢医生和教练的信任，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
小时候，我曾梦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巴鲁镇上有条飞机跑道，很多个下午，我就坐在跑道边上，看着飞机和滑翔机起起落落，有时候还逃课去看身穿皮夹克、戴着飞行员眼镜的飞行员。这一切都是那么迷人，仿佛一扇通往更新、更精彩的人生的大门。
有一天我听见有人大叫，说一架滑翔机出事了，这恐怕是时至当日巴鲁最轰动的新闻了。我跟小伙伴们立刻跑到事故现场，在近处看着着火的飞机。接着，我们又跑到医院，从脏兮兮的窗户外向里看去。飞行员已经死了，尸体就放在解剖床上。我呆住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尸体。医生要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的胳膊挪开，可能做起来挺困难，因为尸体已经僵住了；于是医生就把胳膊猛地一拉——一股血液喷到地板上。我跟小伙伴们都惊叫起来，逃命一般跑回家里。此后几个月，甚至数年之后我还会因此做噩梦。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猜到了——这次经历让我很久都不敢坐飞机。所以在1958年5月24日，随巴西国家队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dc-7前往欧洲是我的首次飞机之旅。我拖着步子走上舷梯，右膝裹着厚厚的绷带，心里却万分紧张，因为，我有可能会因为受伤而打不了比赛。我会不会在抵达欧洲之后就立刻被送回家？我的胃抽搐着。
飞机起飞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队医马里奥·特里戈是一个很风趣的人，他组织大家一起做智力问答游戏——他问我们问题，我们则胡乱答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中途我们在巴西东北海岸的累西腓市加燃料，我看见机场上聚集了好几千人，他们唱着、欢呼着，祝我们好运。先前与科林蒂安斯俱乐部比赛遗留下来的酸楚被他们冲淡了很多，我们的信念加固了——我们身后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队员们之间的纽带和友情也建立起来了，这对一个球队，尤其是国家队来说是很美好的一件事。说到凝聚力，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共同代表国家出征的荣耀了。在巴西，我们的纽带大都体现在互相起外号上面，即便他们早已有了两三个外号也难逃此劫：吉尔马是“长颈鹿”，因为他脖子很长；德索迪是“大头”，因为他脑袋很大；迪诺·萨尼是“膝盖”，因为他秃头，而他光亮的脑壳很像膝盖……有些外号过于粗俗，这里就不写了。还有，迪迪是“黑苍鹭”，马佐拉是“石头脸”。而出于对我膝伤的反讽，大家都觉得把我称作“alemao”——“德国人”——最滑稽。
我们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在那里飞机要补充燃料。然后是意大利，在那里我们跟两家俱乐部——佛罗伦萨、国际米兰——踢热身赛，因为膝伤，这两场比赛我都未上场。在比赛之前，我们坐着一辆大巴游览了罗马，也成了当日罗马“一景”——一群来自巴西农村的男孩子，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大吵大叫又大笑，跟一群疯子一样。我们去看了圆形大剧场、许愿池，还有其他著名景点。说实话，这些风景名胜对我们的吸引力不大，游览还没结束，我们就开始叫嚷着：“午饭！吃饭！吃饭！”最终教练组妥协了，带我们去了一家意大利餐馆，接着就是大盘大盘意大利面被消灭干净。这才是我们喜欢的东西。
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反过来说，外界对我们的了解也很少。几天后，当我们抵达瑞典，入驻酒店之后，发现主办方在酒店外面升起了参赛国的国旗——苏联、英格兰、威尔士……都毫无问题地飘在空中。但是巴西的国旗挂错了，他们挂的是蓝、绿、黄三色旗，但是旗子中央不是圆形的天球仪，而是一个方形图案，还放错了位置。
当时我跟球队的尼尔顿·桑托斯、扎加洛、吉尔马等几位年长的球员站在酒店外面，他们当中有个人指了指巴西国旗，我们都愣在了那里。接着有人窃笑起来，然后大家哄堂大笑。最后，吉尔马，我们的守门员，说：
“可恶。我想咱们最好让他们把国旗换掉。”
吉尔马当仁不让地去找主办方了。一会儿，他们就颇有礼貌地将国旗换成了正确的。这其实是个无心之过，但大家都明白了一件事：要增长见识的人，不仅仅是我们。
10
站在今天这个facebook、google、youtube、cnn等媒体覆盖全球的信息时代，回头去看看当时人们对其他国家的了解竟然是那么少，真是很令人惊讶。在1958年，电视机属于奢侈品，只有少数欧洲上层人士家里才有，在巴西则更少了。所以，在瑞典，以及在此后几年我曾去过的国家，我们不仅仅是足球运动员，还是外交大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论他们是在看台上看我们踢球，还是在大街上遇见我们，这都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巴西人。在那些年里，世界上数百万、数千万人开始了解我们的国家，正是通过足球这项体育运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责任，同样也充满了乐趣。
我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膝伤。腿上绑着冰袋，我有大量时间可供挥霍，何况，距离正式开赛还有6天时间。所以我就跟其他年长的队友到市里面溜达。很快，我们就喜欢上了这个陌生的新世界。
当然，国家队的管理层在我们如何安排时间上与我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想让我们把心思都放在球赛上面。他们也许是想把所有类似1950年夺冠失利的苗头都扑灭。他们给我们制定了太多规章制度，比如，我们不准带铃鼓等乐器上飞机。“巴西国家队要去的是瑞典，不是桑巴舞学校。”记者鲁伊·卡斯特罗在《孤星传》一书中如此写道。另外，我们还不准在规定时间之外与媒体交谈，不能把报纸、杂志带到训练场。家里给我们寄来的信件，管理层都会先拆开看一遍，确保里面没有影响我们心情的事情，才会把信交给我们。每周我们只能跟家里打一次电话，时间最多3分钟……
球队管理层对我们的管制近乎滴水不漏，但还有一些问题是他们力不能及的。比如说，戈斯林医生向我们入驻的酒店要求，将他们的28名女性雇员换成男性，这个要求还不算过分，对方照办了；但球员们很快就发现了更厉害的“干扰因素”：附近湖中有个小岛是祼体主义者的活动场所，而从酒店窗户望出去，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戈斯林医生就向当局反映问题，说能不能在巴西队入驻期间让这些人多少遮挡一下身体。这个要求被婉言拒绝了。结果就是，球队里有些人买了望远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情况。
有过第一次接触之后，那些瑞典姑娘的热情就无法阻挡了。当时还只是1958年，但似乎瑞典早就跨进了60年代。瑞典女性都很漂亮，也非常开放，这在巴西是绝不可能遇到的事。令我们诧异的是，我们球队里最受欢迎的并不是那些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球员，而是我们三个黑人——迪迪、莫阿西尔和我。她们见到我们就跑上来，或者要求合影，或者索要签名，或者只是聊天。我们不懂瑞典语，她们不懂葡萄牙语，我们仨会的英语加起来也就6个单词。但那些姑娘似乎并不在意。我猜这是因为她们此前从未见过黑人。有些女孩甚至伸出手摸我们的胳膊和脸，而这当然会引起其他队员的哄笑和调侃。
“贝利，跟她们说，你是不会褪色的！你走到大雨里也冲不掉！”
这样的话放在今天也许有冒犯之嫌，但在当时这真的只是在见到新事物时的单纯想法。而那些女孩也真的因我们不褪色的黑皮肤而感到惊讶！我甚至还跟一位美丽的瑞典女孩产生了情愫，她名叫伊莱娜，也是17岁。因为语言不通，我们的交流不是很多，但她的笑声总是不断。我们手拉手在市里闲逛，这边看看，那边望望，经常笑得我的脸都疼了。我们因能够相识而激动，也因能够身处世界杯这一激动人心的全球性的重要赛事而兴奋。我记得，在我离开时伊莱娜哭了，我很伤心，又像成年人一样心感激动，因为世界上第一次有一个人因为恋情而将我挂念。
最后，球员们想到一个办法绕开了球队有关外界交流的禁令。有一天我们一伙人出去购物，那时巴西的商店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进口货物，当时巴西是封闭式经济，所以，进口的东西都非常贵。我们看到很多新奇的好东西，其中有一个比较超前的新发明：装电池的收音机。那天下午我是跟加林查（那个腿部弯曲的球员）以及尼尔顿·桑托斯（加林查在博塔弗戈俱乐部的队友）在一起，我们试了试收音机，打开电源，看看喇叭好不好用，这时加林查脸上露出吓人的表情，好像嗅到了尸体味一样。
“我不买这个，绝不！”
尼尔顿转过身来，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加林查？”
“里面说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懂！”
我们愣了片刻，然后才明白过来——收音机里传出的，当然是瑞典语节目的声音。
“别闹了，加林查！”尼尔顿喊道，笑得肚子都疼了，“你把它拿回巴西，它就说葡萄牙语了！”
加林查摇了摇头，仍然面带疑惑：“不可能的，伙计。”
我也笑了起来，但这种弱智错误我也会犯。正像前面我说过的，那是个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年代，我甚至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年代曾经出现在我的人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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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世界杯正式开始的时候，我跟加林查发现自己被钉在了同样的地方——板凳上。球队管理层认为加林查情绪不稳定，不适合跟首个对手——以诡诈多端而闻名的奥地利队作战；而我不能上场的原因仍是膝伤未愈。戈斯林医生对我说，要想尽快上场踢球，就得忍受一系列痛苦的治疗，其中包括把很烫的碗扣在我的膝盖上。大家要知道，他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体育医师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仍然非常落后。但我忍受下来了，没有一句怨言。我太想上场踢球了。
第一场比赛中，巴西队踢得很好，最终以3:0击败了奥地利队，马佐拉进了2个球，尼尔顿·桑托斯进了1个——他的表现显然并未因此前购买的“违禁品”而受到影响。但在第二场比赛中，巴西队表现得很平庸，最后以可怕的0:0收场。之所以说可怕，是因为从此次世界杯开始，世界杯的赛制改成了小组赛，每个小组的4支球队中，排名最靠前的2支进入下一轮。而此场比赛打平了英格兰队，我们得把其余两支球队全部打赢才能保证晋级。
当我得知如果下场比赛输掉，我们就得打道回府时，我慌了，我的膝盖为什么还不好？
谢天谢地，球队里的老兵消除了我的担忧，尤其是弗拉迪尔·佩雷拉——“迪迪”，即便是在那时，他对我的能力总是抱有安定、宽容而出奇的信任。他那时30岁，是球队里最年长的球员之一，按照职业运动员的衡量标准来说，他岁数太大，球队管理层差点就把他排除在国家队之外，因为他们觉得他早就过了巅峰期。但迪迪的经验和风度正是我们这个年轻而躁动的球队不可或缺的元素——他冷静镇定、从容不迫，很多人都把他比作球场上的爵士乐大师。他有个外号是“埃塞俄比亚王子”，比起“贝利”，这个外号要好上一千倍。而我对迪迪在1958年世界杯上的功勋心怀感激，正是他保证了受伤的我能有上场的机会。
“属于你的时刻会到来的，小子，”他总是拍着我的后背这样说，好像我根本无须担心一样，“放轻松，养好膝盖。”
这是个很好的建议。我去找队医戈斯林，在他观察之下做了些常规动作。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我的膝盖恢复得不错。比赛前一天，济托——我在桑托斯俱乐部的队友——找到我，对我说：“我觉得咱们上场的时候到了。”我仍不敢相信。一会儿，代表团的一个领导找到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说：
“准备好了吗，孩子？”
我笑了，嘴角都咧到了耳朵根。很快我就得知，球队的管理层认为我们需要点新气象，于是终于抛弃了对加林查的成见，他也要在下场比赛中上场了。接下来就是为下个对手备战了，伙计，这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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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有一个国家总是头顶极其神秘的光环，那就是苏联。在足球场上尤其如此。当时“冷战”正处于白热化，苏联极力想向世界证明，他们的体制——*——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就在1年之前，为展示他们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现在，他们又要来夺取世界杯，为的是展示他们在体育方面也是无可匹敌的。
足球一直都有一个令我着迷的特点，时至今日仍然如此，那就是从国家队身上往往能看到其民族特点。从他们踢球的方式上面，我们能了解到很多有关这个国家的事情。比如说，德国队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球队，他们从不浪费一个传球或运球的机会。一位名叫布莱恩·格兰维尔的英国作家曾这样说他的国家队：“英格兰队的风格，与其民族性极其相符，总是在循规蹈矩中偶尔展现出反常的天赋。”当然，说到这个话题很容易会陷到民族性评判的陈词滥调中去。但是说巴西队的风格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特点，这个看法我非常赞同：快乐、即兴、不循规蹈矩（不论是好是坏）。有些观察者甚至将其与我们的民族构成联系起来——巴西著名社会学家吉尔伯托·弗雷雷在1938年曾如此写道：巴西队在球场上表现出的“奇异、巧妙、机敏、无常以及……个人才华和自发性”反映的正是我们“黑白混血”的民族特点。
按这个道理，苏联人将自己的球风称作“科学足球”，反映的是他们对取得世界杯与把卫星送上天一样的自信。他们的数据管理、训练模式以及对精神敏锐度的重视，让我们这些只知道拔牙、做行为学测试的土包子叹为观止。跟我们不同的是，苏联的方式已经为他们取得了战果，其中就包括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奥运会的男足金牌。有关苏联人备赛的各种传说在各队大营里流传：我们听说，他们的球员能全速奔跑3个小时不停歇；有人跟我说，苏联人甚至在比赛当天早上练了4个小时的体操……
当然，有些传言只是冷战时期的宣传噱头，但我们当时并不知情。那时可不像现在，能通过比赛录像研究对手，我们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所以，我们真的认为是要跟一队超人同场竞技，他们在各个层面上都比我们更强壮、更聪明。
可怕的苏联队，其代表人物就是门将列夫·雅辛。而关于他的传言大都是真的，没有吹嘘的成分。雅辛身高约1.88米，比场上的其他球员都要高大；他整场比赛都朝人——不论是己方球员还是对方球员——大喊、下命令。他的坚强和韧劲倒是极符合苏联的特点：二战期间他才10多岁，那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后来他去了莫斯科一个兵工厂上班，又在那里踢内部比赛；他同时还是一个出色的冰球守门员。雅辛的外号叫“黑蜘蛛”，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常身穿黑色衣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经常能够扑出险球，就像长了8条胳膊一样。他不是宣传出来的绣花枕头，而是实打实的足球伟人；2013年，英国《世界足球》杂志的专家组一致将雅辛评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门将。
如果真是用民族特点来比较的话，那么，一个像巴西这样踢着快乐、即兴足球的穷国，怎么可能打赢像苏联这样训练有素、计划周密、富裕的世界强国呢？
我们教练的答案是：硬啃。他们说的当然不是字面意思，但是他们相信，比赛一开始，巴西队就得出奇招，让苏联队找不到熟悉的节奏，如果我们能把球赛拉出科学的范围，进入人类行为的范围，那么我们还是有机会取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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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进哥德堡球场，脱掉身上的训练服，这时我仿佛听到现场5.5万名观众发出的惊叹声。我长得太小，还是张娃娃脸，很多人也许把我当成了球队的吉祥物。我走到教练席，理疗师马里奥·亚美利哥揉了揉我的膝盖。
“挺好，”他说道，“准备上场吧，孩子。”
此前我从未如此紧张过，是，我的确很兴奋，但更令我激动的是自己终于能重新踏上球场了，而怎么踢球反而并不令我担心。
我和加林查站到各自的位置上，这时我看到几个苏联球员脸上表现出迷惘的神情。在我们两个人首发这件事上，巴西队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到位。在我们最后一场训练中，我和加林查跟首发队员一起练习，而我们事先听说有个苏联队的探子要来打探我们的情况，就突然改变了训练时间。巴西也会玩冷战呢！很显然我们的惑兵之计起到了效果。苏联人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哨子响了，比赛开始。
接下来就是一波急速的运转，似乎此前我从未经历过。加林查拿球迅速沿右路突破，似乎每一步都伴随着假动作和急停。他华丽的脚法、长短不一的双腿令对方球员不知所措，也无法防守——因为他的腿长得太奇怪，苏联人无法判断他下一步动作是什么。另外，加林查是个天*搞怪的人，他常常用诡异、杂耍般的假动作迷惑甚至戏耍对手，并从中得到快乐。从加林查第一次触球，我就听到现场的观众发出了笑声。看台上基本上都是瑞典观众，但由于加林查的表演，他们从一开始就为巴西队加油喝彩。而苏联人这时还没回过神来——他们的科学手册里并没有介绍这种情况！
加林查过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拔脚射门，不幸的是，球打在了横梁上。片刻过后，球传到我脚下，我聚起全身力气，瞄准球门踢出——
梆！
又打在了横梁上！当时我一定是一脸心碎的样子，因为迪迪——我们当中最镇定的人——在球场另一侧朝我喊道：
“放松点，小子！我们会进球的！”
他说得对。就在这时，他发现一个空当，向瓦瓦——我们的前锋之一——送出一记漂亮的传球，后者拔脚射门，球进了。
巴西1，苏联0。
很难相信，在经过了这么多的来往、这么多的情感波动之后，比赛才刚刚过去3分钟。几十年报道足球赛事的法国记者加布里埃尔·哈诺特后来将其描述为“足球史上最好的3分钟”。
此后我们把节奏稍微降了下来。但比赛的节奏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而苏联人再也没有恢复镇定。下半场我送出一记助攻，帮助瓦瓦打进了第2个进球，最终我们以2:0取胜。如果不是“黑蜘蛛”雅辛的精彩扑救，比分的差距可能更大。
这场比赛真正的新星，当然就是后来在巴西被称作oanjodepernastortas——“曲腿天使”——的加林查。多亏了他，我们挺进了四分之一决赛，几天之后在同一个球场里对阵威尔士队。
“祝贺你，哥德堡球场，”一家瑞典报纸赛后如此写道，“星期四，你们又要看到加林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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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强大的苏联还有额外的收获：这场胜利让巴西的国民相信，也许，仅仅是也许，国家队还是可以信任的。1950年的失望、1954年的冷漠，终于开始融解，就像长冬过后乌云消散，巴西足球终于重见天日。电台开始报道我们的消息，看台上开始传阅报纸；我们的球迷又一次敢于重提冠军这个长久以来盼而不得的梦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