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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过去是阿富汗的新年，湾区的阿富汗人计划在东湾和半岛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卡比尔、索拉雅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庆祝的理由：我们在拉瓦尔品第的小医院重新开张了，没有外科手术组，只是个儿科诊所。但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的开始。
天气晴朗了好几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刚把脚伸出床外的时候，听到雨水沿窗户滴落的声音。阿富汗运气，我想，暗暗发笑。索拉雅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做完早祷——我不用再求助从清真寺得来的祷告手册了，祷词熟极而流，毫不费劲。
我们是在中午到的，发现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长方形的塑料布，里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经开始炸面饼；蒸汽从茶杯和花椰菜面锅冒出来。一台磁带播放机放着艾哈迈德·查希尔聒噪的老歌。我们四个人冲过那片潮湿的草地时，我微微发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间，后面是索拉博，他穿着黄色雨衣，兜帽拍打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这么好笑？”索拉雅说，将一张折好的报纸举在头顶。
“你可以将阿富汗人带离帕格曼，但却无法让帕格曼离开阿富汗人。”我说。
我们站在那临时搭建的棚子下面。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个正在炸菠菜面饼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会，接着走回雨中，双手插进雨衣的口袋，他的头发——现在跟哈桑的头发一样，都是棕色的直发——贴在头上。他在一个咖啡色的水坑旁边停下，看着它。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没有人喊他进来。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终于仁慈地不再问起我们收养这个——他的行为怪异一目了然——小男孩的问题。而考虑到阿富汗人的提问有时毫不拐弯抹角，这当真是个很大的解脱。人们不再问为什么他不说话，为什么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用夸张的同情、他们的慢慢摇头、他们的咋舌、他们的“噢，这个可怜的小哑巴”来让我们窒息。新奇的感觉不见了，索拉博就像发旧的墙纸一样融进了这个生活环境。
我跟一头银发的小个子卡比尔握手。他把我介绍给十来个男人，有个是退休教师，另外一个是工程师，有个原先是建筑师，有个目前在海沃德摆摊卖热狗的外科医师。他们都说在喀布尔就认识爸爸了，而他们谈起他的时候都很敬重。他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他们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说我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父亲真幸运。
我们谈起卡尔扎伊面对的困难，还有他那也许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谈起即将召开的大国民议会，还有国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后即将重返他的家园。我记得1973年查希尔国王被他的表亲推翻的那个夜晚，我记得枪炮声和亮出银光的天空——阿里搂着我和哈桑，告诉我们别害怕，说他们只是在猎野鸭。
接着有人说了个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我们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吗，你爸爸也是个幽默的人。”卡比尔说。
“他是的，难道不是吗？”我说，微笑着想起在我们刚来美国之后不久，爸爸开始抱怨美国的苍蝇。他拿着苍蝇拍坐在厨房里，看着苍蝇从这面墙冲到那面墙，在这儿嗡嗡叫，在那儿嗡嗡叫，飞得又快又急。“在这个国家，甚至连苍蝇都在赶时间。”他埋怨说。记得当时我哈哈大笑。现在我想起来，微笑着。
到三点的时候，雨晴了，铅灰色的天空阴云密布，一阵寒风吹过公园。更多的家庭来到了。阿富汗人彼此问候，拥抱，亲吻，交换食物。有人在烧烤炉中点了木炭，很快，我闻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听到音乐，一些我不认识的新歌星的音乐，还有孩子们的咯咯笑。我看见索拉博依旧穿着他的黄色雨衣，斜倚着一个垃圾桶，眼光越过公园，望着那头空荡荡的击球练习区。
过了一会，我正在跟那个原来当外科医师的人聊天，他说他念八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是同学，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尔，看！”
她指着天空。几只风筝高高飞翔，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点缀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夺目。
“去看看。”索拉雅说，这次她指着一个在附近摆摊卖风筝的家伙。
“拿着。”我说，把茶杯递给索拉雅。我告辞离开，鞋子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到那个风筝摊。我指着一只黄色风筝。“新年快乐。”卖风筝的人说，接过二十美元，把那个风筝和一个缠着玻璃线的木轴递给我。我向他道谢，也祝他新年快乐。我试试风筝线，像过去哈桑和我经常做的那样，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拉开。它被血染红，卖风筝那人微微发笑，我报以微笑。
我把风筝带到索拉博站着的地方，他仍倚着垃圾桶，双手抱在胸前，抬头望着天空。
“你喜欢风筝吗？”我举起风筝横轴的两端。他的眼睛从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风筝，又望着我。几点雨珠从他头发上滴下来，流下他的脸庞。
“有一次我在书上看到，在马来西亚，人们用风筝来捉鱼。”我说，“我敢打赌你不知道。他们在风筝上绑钓鱼线，让它飞过浅水，这样它就不会投下阴影，不会吓走鱼儿。在古代中国，那些将领经常在战场放飞风筝，给他们的人传讯。这是真的，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把流血的拇指给他看，“这根线也没问题。”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索拉雅在帐篷那边望着我们，她双手紧张地夹在腋下。跟我不同的是，她已经慢慢放弃了亲近他的念头。那些问而不答的状况、那空洞的眼神、那沉默，所有这些太让人痛苦了。她已经转入“待命状态”，等着索拉博亮起绿灯。等待着。
我舔舔食指，将它竖起来。“我记得你父亲测风向的办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尘土，看风将它吹到那儿。他懂得很多这样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说，“西风，我想。”
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点雨珠，双脚磨地，什么也没说。我想起索拉雅几个月前问我，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什么。我告诉她我也不记得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爸爸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最棒的追风筝的人？也许还是全喀布尔最棒的？”我一边说，一边将卷轴的线头系在风筝中轴的圆环上。“邻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风筝的时候从来不用看着天空，大家经常说他追着风筝的影子。但他们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么影子，他只是……知道。”
又有几只风筝飞起来，人们开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里拿着茶杯，望向天空。
“好吧。”我耸耸肩，“看来我得一个人把它放起来了。”
我左手拿稳卷轴，放开大约三英尺的线。黄色的风筝吊在线后摇晃，就在湿草地上面。“最后的机会了哦。”我说。可是索拉博看着两只高高飞在树顶之上的风筝。
“好吧，那我开始了。”我撒腿跑开，运动鞋从水洼中溅起阵阵雨水，手里抓着线连着风筝的那头，高举在头顶。我已经有很久、很多年没这么做过了，我在怀疑自己会不会出洋相。我边跑边让卷轴在我手里转开，感到线放开的时候又割伤了我的右手。风筝在我肩膀后面飞起来了，飞翔着，旋转着，我跑得更快了。卷轴迅速旋转，风筝线再次在我右掌割开一道伤痕。我站住，转身，举头，微笑。在高高的上方，我的风筝像钟摆那样从一边荡到另一边，发出那久远的“鸟儿扑打翅膀”的声音，那种总是让我联想起喀布尔冬天早晨的声音。我已经有四分之一个世纪没有放过风筝了，但刹那之间，我又变成十二岁，过去那些感觉统统涌上心头。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边，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双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后。
“你想试试吗？”我问。他一语不发，但我把线递给他的时候，他的手从口袋伸出来，犹疑不决，接过线。我转动卷轴把线松开，心跳加速。我们静静地并排站着，脖子仰起。
孩子在我们身边相互追逐，不断有人跌在草地上。现在有人用口琴吹奏出一曲旧印度电影的音乐。一排老人在地面铺开塑料布，跪在其上做下午祷告。空气散发着湿润的青草味、烟味和烤肉味。我希望时间能静止不动。
接着我看到我们有伴了。一只绿色的风筝正在靠近。我沿着线往下看，见到一个孩子站在离我们三十米外。他留着平头，身上的恤衫用粗黑字体印着“ROCK RULES”。他见到我在看着他，微微发笑，招招手。我也朝他招手。
索拉博把线交还我。
“你确定吗？”我说，接过它。
他从我手里拿回卷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