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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御史中丞吕公着罢。19日，参知政事赵拚罢。枢密副使、新党骨干成员韩绛任参知政事。22日，知谏院李常罢。随着吕公着、李常被罢的是一连串的谏官：孙觉、程颢、张戬、王子韶、陈襄…这一批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宋史称“数月之间，台谏一空”
24日，司马光给皇帝讲课《资治通鉴》讲的是贾山上疏这一段。针对当下这一密集的罢免言官之举，司马光极论从谏之美、拒谏之祸。而且还直接抛给皇帝一个问题：现在天下汹汹，只有王安石、吕惠卿、韩绛3个人认为变法是对的，难道我们大家都是错的？陛下您就只靠这3个人来治理天下吗？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后来人也来深思一番：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就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突然间全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
这问题对没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他，后来千百年间历史学者们也同样困惑：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从宏观上看，这根本不可能嘛！
我的回答是：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参照物。韩琦他们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吕夷简那些“奸邪”来说的。到了神宗朝新时代，他们不合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又是什么？
5月15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部门取消，并入中书省。
5月，西夏在边境筑闹讹堡。庆州知州李复圭命偏将李信等率3千蕃汉联军出战。面对10万西夏军，李信辞以众寡不敌。李复圭文人不知兵，强令李信出战，还学皇帝亲画阵图、授方略。结果临敌百无一用。大败。这时，卑鄙的李复圭又想到了推卸责任。让属下李昭用弹劾李信、刘甫、种咏3人违其节制，将3人杀害。又出兵邛州堡，掠老幼数百；袭击金汤，杀老幼一二百人，以此向朝廷报捷。宋史接下来有四字评论“边衅大起”
6月，司马光向朝廷请求派范镇从孙范祖禹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获准。
7月4日，枢密使吕公弼被罢。御史中丞冯京接任。不过吕公弼被罢一事，王安石做的有些欠磊落：当时吕公弼数劝王安石罢免新法，王不听。于是吕公弼决定上疏。却被其从孙吕嘉问将底稿偷给了王安石。王得以在皇帝面前‘先下手为强’。事后。吕氏一族都骂吕嘉问是‘家贼’
8月22日。西夏为报复李复圭，大举入侵大宋环庆路。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怀安镇、业落镇、东谷寨、西谷寨，各处兵多者号称20万，少者不下一二万。最后屯兵在距庆州40里的榆林。整整9天后撤退。环庆路衿辖郭庆、都监高敏、魏庆宗、秦勃等纷纷战死…
消息传进开封，王安石和韩绛2人都自请守边。韩绛说“如今变法，朝廷正依靠王相公。就由我去陕西吧”9月8日，韩绛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
韩绛外出、吕惠卿因父亲去世服丧在家。转眼间，王安石又成了孤军奋战。为摆脱不利局面，王安石又重用起了一新党的重要成员、当时资历尚浅的曾布，让他接替吕惠卿做崇政殿说书。
13日，曾公亮罢相。14日，枢密副使冯京任参知政事、三司使吴充任枢密副使。而司马光也在本月离开京城。去永兴军路任地方官。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种下了。请问：在双方对立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当然，被贬下去的官员最多也就十多位，宋朝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官官相护懂吗？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许这些王安石不是不懂，但迫于宋朝国情，除贬职外，根本别无办法！
更何况王安石的识人用人也真是有问题。新党内部的确有不少投机钻营的小人。如吕惠卿、如曾布…
再如前面说过的李定。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是因他不给生母服丧。听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前己生过一儿子，就是大名鼎鼎、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这样仇氏死时己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北宋武则天’刘娥。论贤淑有范仲淹的妈妈。从没人有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因儒家的有关规定：话说儒家所有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行为准则有关。那么《礼记》中有明文记载“孔子不丧出母”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算是个冒牌“小人”但这一位就不好说了：邓绾。邓绾相当有才，是状元出身，此时在宁州当通判。为求升官，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王安石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在10月上旬，派专车把他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邓卿，知道王安石吗”邓绾的回答很诚实“不，臣未曾相识”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被推荐、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始祖太上老君、佛教始祖释迦摩尼的级别。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给出了评价。
年轻的小皇帝没察觉到下面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那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拜会了王安石。这时真的感觉到命运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般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而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时，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多好的同志啊！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于是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如深挖这件事的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要求！
内幕就是王安石在接见邓绾的那一天是他的假日，而邓绾晋升宁州知州的决定是由当时宰相陈升之、参知政事冯京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踢回大西北。不但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而他直接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没法躲起来不管！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第二天圣旨就传出：邓绾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所有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有王安石一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此事传出，大家都对邓绾摇头笑骂，而邓绾也就此说出了他那句千古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
从这件事里，可看出邓绾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的登上官场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连未来的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10月19日，庆州知州李复圭兴兵败绩、还诬杀大将，受到御史弹劾，被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
21日，宰相陈升之因母亲去世、又被王安石排挤，于是丁忧罢相。
月底，翰林学士范镇被罢。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帝国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因濮议、到王安石时期，他又和新法不共戴天…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也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如按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变成个什么样子？
11月17日，西夏军攻打大顺城，被宋将燕达击败。
28日，命陕西宣抚使韩绛兼河东宣抚使，并给以军事便宜行事的特权，并赐空名告敕，让韩绛得以在前线独自任命官吏。
本月，朝廷下诏：命诸路改议更戍法。梓州路转运使韩寿首倡并纲减役之制，依此施行，可减128纲、283衙前，从而可省役人500。王安石大喜，下诏褒奖韩寿，将他召入京城，任盐铁副使。
12月9日，王安石推出第四项新法，这次矛头直接指向大宋最需改革的军事领域——保甲法！
简单说，保甲法就是全国居民，每10家结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10大保为一都保，各自选出负责人(保长、大保长、正副都保正)主客户每2丁中选出1人为保丁，然后以大保为单位，大保长率保丁巡行乡里、捕捉盗贼，用民间力量来维持当地治安。之后是一些有关连坐、连保的规定。
要巡逻、要抓人，就得有装备、有功夫，这就要定期给保丁们培训。他们的武装由国家配备，定时定期聚到一起训练，时间长了，就会出现一必然结果——战斗力大增。这才是王安石设立保甲法的最终目的！同时也是反对派们群起而攻之的目的！
裁掉偷走宋朝空前丰厚国库数值的最大盗贼——军队的数量，这才是最根本办法！
而为裁军作准备、为裁军后的国防、国内治安作准备的，唯有保甲法！
反对派们则会说：这纯粹是疯头了。让世代扛锄头的农民当兵打仗，是脑子进水了才会想出的蠢办法！这是不让正经农民干农活、浪费他们宝贵时间！除让庄稼荒芜、减少收成外，还让一贯老实听话的乖乖宝农民们变得凶狠暴戾、没法控制了！
这就是反对派抨击保甲法的主要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