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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总换了茶叶，又点了一支烟：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是支出减少了，从餐饮业的角度讲，是营业额下降了，同时固定成本等都高了，原材料消费也少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提供原材料的那些人收入也少了。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表面上酒店是客流量下降了，而且，都是大额消费的少了，从而引起整体消费水平低了。那么，真实的情况呢
首先我们先说钱。钱的本质是什么钱的本质是价值。比如一瓶水，一顿饭，一件衣服，你去买任何东西，都是要用钱去交换你想要得到的价值。价值是什么，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而你想要能赚到钱，则你要用价值去和别人交换，才可以得到。有些拗口，说白了，钱就是一定价值的等价物。我手里的钱出的少了，饭馆老板挣的少了，原材料提供者也挣的少了，那么，就引出第二个问题：钱要流通才有价值，从商业角度说，价值的本质是流通和交换价值。
而这个过程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十分繁冗的，表面上，是因为消费下降引起的，就是老百姓通常就用一句话来说：吃饭的人少了。
但吃饭的人还是有三六九等的，还是拿我说事：一个月近十万的费用，我就是天天吃海鲜也吃不了的，所以，是和其它人一起吃的，可天州有多少人能和我一样这么干的，真不多。其实，消费的主流是公款消费，无非是你请我我请你而已，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公款是哪里来的，税收是主要的来源。但是这个公款消费是个别有权的人拿着全民积累的财富在自己挥霍。比如说，我是一个普通纳税人，我能要求政府报销一顿饭吗显然不能，谁要是这么干，谁脑子里就有蛆。但有权的人可以，而在消费构成中，这个占很大比例。
但是，这种经济构成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公共财富的主要作用是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国强民富，而不是养一些蛀虫。所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调解、约束和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事。
但是，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还是拿吃说事吧，我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少年时代，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吃饱穿暖，那个时候，每天上学的口粮是一个烤红薯，这在我们同学中间还是条件好的，穿的衣服都是拣哥哥姐姐的，至少不会露屁股。除了其它原因，这是国家贫穷的真实表现。这二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是大幅提高了，别说别人，我和夫人的衣服就有几柜子，一天换一套，几个月不重复都没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有必要吗那么，根在哪里，根在人的贪心。
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那个饥不裹腹的年代，所以吃，就成了人们第一个追逐的目标，吃好，吃饱，吃别人没有吃过的，吃不下去硬撑着还要吃，自己吃了还不行，还要带着人吃，天天吃，顿顿吃，相互请着吃，变换名目吃…
可吃的结果呢对于个人，女人鼓肚子的少了，男人鼓肚子的多了，张爱玲曾写过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包了一个女人，结果一个月了，那女孩子还是完好如初，为啥，肚子太大。
对于有这些权力的部门，就会形成风气，相互攀比，他能吃我为啥不能吃，能请他吃为什么不请我吃又变相地促进了这种畸形的发展。久而久之，就有了没有什么事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而我，说的最多的社交语言也是一起吃个饭吧。
而这个吃个饭吧后面还有多少故事，想必你们都比我清楚。所以，这是一种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畸形经济表象和社会交往方式。
但这种现象改变起来不太容易，一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当人们对吃吃喝喝习以为常的时候，这就是不是经济活动问题，而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了。
说到这里，卫总打住了话头，除了常亮和胜利两个警察，其它人心里都清楚卫总躲躲闪闪、故弄玄虚的话后面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作风整治让一些以吃为主的人不敢吃了吗特别是张畅，心里更是明镜似的。
但是，谁也没有把话接下去，倒是陈冬梅提了一个问题：卫总，象我们关口镇这样的小镇，该如何发展经济
不料，卫总头一偏，向张畅扬了一下头，对陈冬梅说：那么大的领导在这，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好办，领导咋说就咋办。关键是你想咋办
陈冬梅叹了一口气：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咋办。我们全镇三万多人，大部分都是以农为主。人均只有三分地，一半多还是山地，所以，青壮年大多都外出打工。镇上也没有什么产业，矿藏，还能咋办
卫总笑着说，看来你还没有转过弯来。关口镇可是西川有名的山货产地，为啥不从自己的优势入手呢。
陈冬梅听的正有兴趣，卫总说：我只是泛泛而谈，张书记身体不适，要不早点休息
胜利和常亮两家人走了。刘昆和张畅也回了张畅的住处。张畅说：这几个人还是可以，虽说有些趋炎附势，但人心都是如此，处好了，对你有害无益。只是那个杨永亮，比商人还商人，你还是要小心才是。
刘昆想听听肚子里孩子，张畅说人家要三个月以上才能听见。可看着刘昆着急的样子，还是忍不住取了个两衣。事毕，张畅说：我想和卫总做一笔生意。
刘昆没反应过来，张畅说：他今天的话里是有话的。遮遮掩掩、故弄玄虚的说钱，说经济，其实是想在农业方面插足，今年的农业政策中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继续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而与此同时，卫总还躺在葡萄架下，脑子里转着过年时父亲说过的话：投资可以考虑向农业方面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