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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二月初，袁凌鳯和其他七家主事之人，外加四位王府亲卫的骑军领将，在北崖袁氏宗祠连聚三日，只是为了算一笔帐。
十六万军队，关中将门八家，每家投入白银百万两以上，四座王府已经在边地秘密屯粮仅仅是人吃的粮食就囤积了三十万石，耗银二十万两，再加上马匹需要的豆类马料百万石，总共耗银一百九十余万。
而朝廷的三百万两，发过军饷之后，剩下的七八十万两白银，也都投入到这十六万军队中。算这笔账的原因很简单，此去北上，一方面是配合河套铁骑收复两年前放弃的河套平原，另一方面，再去往北，才是关中军的真正目的。
战争不仅仅是战场厮杀，更是一门生意，袁凌鳯在锦衣卫之时，便用战功获金，之后在镇武卫，以兵器甲胄赚京军禁军的钱，所以袁凌鳯的军队都是越打越有钱。
现在关中将门，北方四座王府，加上远在京都的周皇后，累计投到这十六万军队中白银已经超过了一千三百万两白银，仗要打，钱也要赚，草原上的马匹牛羊，拉到中原地区那就是白花花的银子，一千三百万两白银这已经是崇祯初年一年的国库收入了。
而当下这几年，崇祯左手屠刀，右手官位，推行税制变革，阻力很大，但是崇祯靠着几次战场上的胜利，重用锦衣卫，以锦衣卫对付文官，朝堂上的高官每日都不一般，到了今年，五年前的朝臣留下的不到三成。
以往大明的赋税分的很简单，给了无数商人逃税的空间，现在士农工商，只征收农工商三类人的税，感觉和之前一样，但是除了特殊的赏赐之外，即便是挂名在士族名下的农工商也必须缴税，甚至就连袁凌鳯也南下和商人们对阵了一番，为此不惜痛下杀手，去年国库收入算成白银才有了两千五百万两。
从去年开始朝廷上官员调动频繁，贬谪的大都是那些拒不缴税的官员，吏治随着锦衣卫的抬头，开始变得清澈，官员们除了自己的俸田外，其他的田地都开始缴税了，而那些拒不缴税的，要么贬官，要么就整家消失。
户部新上任的尚书候德州算过，仅是今年十个月的时间为准计算，国库收入比起去年要多上两番，其中商税便占了七成，而这些多出来的商税，以往都是地方大族征收商人的“抽成”。
而崇祯则落下了一个“与民争利”的暴虐之名。不过崇祯内有内庭东厂，拦住朝堂文臣，外有锦衣卫搜集证据，抄家灭族，从旁辅助的还有朝堂上擢升的七成官员，虽然乱了一阵子，单数无伤大雅。
毕竟在这个时代，手里有刀的总归是不怕吃亏的，讲不讲理，要看刀锋想不想饮血。
所有官员除了朝廷赏赐的俸田之外，其他的产业和民间一视同仁，大明不缺做官的人，即使反对也只是给锦衣卫的绣春刀上添上几条人命罢了。
残忍，暴虐，这些都是表象，一个危如累卵的帝国，可谓病入膏肓，不做些挣扎，只会走向灭亡。
农税恢复到了万历年间的水平，商税变动最大，无官可做，精通算学的士子们，被崇祯大手一挥，通通送到户部，针对各行各业的商税敲碎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研究，定下一个合适的税收标准，不再是之前统一的将所有行业征收相同的税。
除了整军备战的关中地区，在全国各道各府，锦衣卫保护着推行新税法的士子，将新税法推行天下，对那些不适用当地的与当地行业内的掌柜们协商，冥顽不灵的，锦衣卫除保护之责外，也做了一把染血的刀。
伴随着欢喜笑声和悲鸣哭泣，新税法推行一年，卓有成效，十一月底，前十个月的商税总计白银四千余万两，农税不足千万，另外还有松开一道小口子的海外行商，他们的税收一年一算，这才是其中最大的一笔。
不说别的仅仅是充做赋税的南洋大米，今年便让北方军队吃了个肚皮圆滚，不过这些大米和袁凌鳯没关系，因为这些都是供给边军和京营禁军的，像关中军这种带着强烈地方势力标签的明军，哪怕是这几年很多国策都是出自袁凌鳯的那一箱笔稿，关中军也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
崇祯皇帝和周皇后要一视同仁，不过北方这四座支援关中军的王府，若是没有崇祯示意，躲还来不及，哪里敢接触军中总兵。
崇祯十四年，一觉醒来，物是人非，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崇祯二十三年了。
袁凌鳯有些庆幸，自己这个小蝴蝶闹腾的动静够大。
往后的事情，袁凌鳯已经无法推断了，从那年他十五岁出北崖，大明的命运似乎转了个弯，只是有些太晚了，不过这些对于袁凌鳯来说不是刚刚好吗
“一千三百万两，明年开春，就是一千五百万两。诸位明年一战关乎十六万大军姓名，也关乎于这十六万人息息相关的上百万人，仗要打，人要少死，钱要多赚，可以放出消息，关中军允许商人跟随，其他的不要说，对了，晋商一律不要。”袁凌鳯看着桌上厚厚一叠账本，周围是各家主事之人，就像是地主老财一般翻阅着账本。
相信关中其余七家将门，为的是子孙前途，而不是钱财，但是能够从中获利，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和皇帝分钱，这样的机会不抓住那就成了关中人口中的“瓷锤”。
自从十月份，袁凌鳯将整个北进计划给其余七家透漏后，七家倾尽全族财力物力人力，齐心合力打造关中军。
为的就是袁凌鳯所说的牛羊战马千万只这几个字。
草原人羡慕中原人的锦衣华食，中原人何尝不热衷于草原上肥美的牛羊。更何况草原人也不是穷苦，有的是金银财宝，不过却没地方花。
北进的计划第一步，收复河套，之后便是掠夺，在给周后实则是给崇祯的书信中，袁凌鳯没有说北击蒙古是为了什么大义，而是很朴素的说道：“关中军北击蒙古，收河套，之后北进只为掠夺。取蒙古之丰，养大明子民。”
大明税制变革，新税法推行阻力重重，如果有一大笔战争红利刺激大明，税制变革会更加稳妥，新税法的推行才不会那么难。
没有比战争很暴利的生意了，当然前提是打胜仗，打大胜仗。关中厉兵秣马，十万铁骑，每个人身上耗资都不下百两，袁凌鳯就不相信这支几乎称得上用白银铸造的军队，会打不过草原人。
战争即将开始，而袁凌鳯的第一个孩子也将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