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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过年，有顺口溜：“穿新衣，戴新帽，吃糖果，放鞭炮”，体现了当时小朋友节日生活的重中之重。 但这个顺口溜似乎为了压韵而颠倒了顺序，至少对我而言，吃与玩是最重要的，新衣倒是可有可无。至于“新帽”更有强加之嫌，大概是“因韵而生”的。在我们厦门，四季如春，戴帽子多少有些节外生枝，而且你戴了帽子，下课或放学时常常会成为大孩子“攻击”的对象，突然抢了你的帽子，然后被人传来传去的不亦乐乎。
就吃而言，年夜饭的“炸五香”、“炒猪腰”、“清蒸黄瓜鱼”很叫人神往，而更重要的是年糕，哈哈，年糕才是过年最鲜明的旗帜！煎年糕焦甜的香味极为诱人，无论是红糖年糕，或者白糖年糕。 年糕大多是各家自蒸的，即便是我们那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厦大家属区：买好糯米，浸它半天，然后到附近农家的石磨房里磨米，常常是保姆套好木杆推磨，而小小的我则踮起脚尖，用小瓢把浸后的糯米舀入石磨上的那个窟窿，保姆还会不时出命令，我就加一瓢水浇石磨上。现在回想起来那间阴冷的石磨房，耳畔仿佛有石磨沉沉转动的声音，还有木柄推杆“吱嘎吱嘎”地歌唱。 呵呵，那时的厦大校园，可真是都市里的村庄。
春节一早，我就不大情愿地被老爸牵着上各家各户去拜年，然后让衣袋裤袋鼓鼓地凯旋而归，袋中的“战利品”有五光十色的糖果，从上海的“米老鼠”奶糖到厦门“白鹭”水果糖，应有尽有。而瓜子、鱼皮花生以及花生糖则是在人家家里现吃的。那时印象最深的还是“椰子糖”，糖果的体形圆粗，一个抵俩，放进嘴里，腮帮子鼓得高高，虽然运转困难，但很有成就感。我还收藏糖果纸，夹在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的书里，后来糖果纸变成了邮票，这种收藏的嗜好一直持续到如今。
糖果虽美好，自由更可贵：完成了大人的拜年任务之后，剩下的时间就可以疯玩了。男孩子最迷的当然是放鞭炮，成串的鞭炮从来都舍不得一次性连放，而是小心翼翼地解开连接线，把小鞭炮一门一门卸下来（厦门人把单个鞭炮的量词用“门”，无论多小的鞭炮，至今如此）。男孩子都是小勇士，放鞭炮从不掩耳朵，我更神勇，常常参加“踩炮”的壮举：当南普陀的香客抛出成串点燃的鞭炮后，我等好汉就扑上去，在噼里啪啦的爆炸中乱踩，“奋不顾脚”地踩灭鞭炮，一旦成功，那些没有爆炸的鞭炮就可以悉数收入囊中，但代价也是惨烈的：鞋面鞋底甚至脚脖子，被炸得焦黄斑斑。
春节之夜叫人兴奋的亮点是“出烟火”——一种小姑娘的鞭炮，线香一样的，点燃了就会喷出细亮的火花，且持续良久。它的演绎不但艳丽，而且烟火的气味也好闻，尽管也是类似鞭炮的火yao味，但它更平和一些。它的缺点是太安全了，对小小男子汉而言，实在是不够刺激。在闽南话中，“出”就是“喷”的意思，但这里用“出”，更为乡土，且意思也基本不走样，是闽南语文字化的一个可以接受的样本。
儿时过年，鞭炮与糖果，两手都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