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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先生说：“不论是君王，还是地方司牧，用人至关重要。咱们接下来比较一下夏、商、周时代的君王和两汉时代的君王在用人方面的差异，相信你会从中有所裨益。
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为人谦虚谨慎，处事端正严肃。
选好统领百官的宰相之后，对社会上的各种言论、朝庭上发生的诉讼案件以及种种繁杂事务，不过是大体了解和掌握而已，并不敢做到事必躬亲。
他们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唯恐这等等杂务扰乱自己纯一的本性和天赋的才智。
朝廷里，一定选好贤明的宰相。宰相是百官的首脑，是百官的旗帜。
只要有一个好的宰相，就能调教出一批好的官员，带出一个清廉有力的政治群体。所谓宰相得人则百官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宰相领导各种职能部门，引荐和罢黜下级官吏，使他们各得其所。某人处某事，某人任某职，委任者不敢掉以轻心，谋事者不敢玩忽职守，各各恪尽职守。
惟其如此，道德建设和政务推进才能并行不悖。
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义理已非评价事物的唯一标准，法度亦非履行职守的重要标尺，道德荒废，江河日下。
我看以汉文帝的贤明，似乎完全可以超越夏、商、周三代贤君的政治，但他还是要了解全国案件判决情况和钱财粮食的数量，先是问之于太尉周勃，接着又问之于丞相陈平。
从这一点上来看，文帝固然不是一个喜欢仅仅把握治国大政方针的君主。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似乎也可以超越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政治。
然而他对丞相田分竟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一些官吏。’
说这话，是为了什么呢？
从这一点上看，汉武帝也是不仅仅喜欢把握治国大政方针的君主。
治国的大政方针不清楚，应该做的不急于去做；
一些治国的根本大计，以及关系到国家兴衰治乱的重大问题，没有时间去探究。
而天下的一些繁杂事务本属于各级官吏和各职能部门职责的，却要兜揽在君主一个人身上，这是主次不分根节不明啊！
是以汉代的政治迥异于上古时代的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以为，人君凭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如果说整天忙于事务堆中，那么天下真理之所在就难以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天下的真理而流于杂务，那么下属司牧就必然处于无所适从或得过且过的状态。
一般来说，天下的情理，当权者若有失实，则奉事者难免就会出现失误；开创的事业若不适当，那么追随者势必会轻率从事。
君主治理国家喜欢面面俱到，必然会导致这种结局。
若论天下政务，首重当推军事吏治，其次则为刑罚钱粮。
然在朝廷上掌管大政统理万机的，不过两三个大臣而已。
他们研究谋划治国方略，任命委派官吏。
那些执政大臣既然是得力的人选，那么下属的朝庭百官，自然也无不称职，然后再向有关官吏授予军事吏治、刑罚、财政等方面的职责。
作巫祝的，不能让他们去管理厨房；作工匠的，不能让他们到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技能领域。
如此一来，谁还敢不尽心履职，以成就我的志向?
王者之道，在于修已任贤、提纲挈领，掌握大政方针处理国家大事。至于官府文书和诉讼案件等事，不是一位帝王应该管的。
帝王任用人才并督促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谁敢不尽力?
择选居心公正的人担任宰相，关心百姓疾苦和善于处理诉讼案件的人担任郡守、县令；
选择能为国家增加收入和保证国家供给的人掌管钱粮大权，选择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法令的人掌握审理诉讼案件大权。
帝王只负责考察臣下功过的大小而实行赏罚，何忧不治?
帝王诸事加身，下面的官吏就会弄虚作假来欺骗帝王。事情的本末和上下级关系则颠倒错乱。
对这种事情，你怎么看？”永嘉先生问马腾。
马腾憨厚地一笑，说道：“我自领兵以来，即不自觉地履行了先生的教诲。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对我所从事的事业帮助很大。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
上任张掖之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工作，也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事业。
我知道自己擅长的是什么，不擅长的又是什么，所以上任伊始，就下诏求贤。
若要治理地方，还需这些能人贤者方可。”
马腾心里说：这正是我来这里找你的原因啊！
永嘉先生点了点头，说道：“你说的对。
我以为，作为一个君王，或者是一个当政者，其主要的职责是任用良相贤能、掌握大政方针和考察官吏的优劣而予以赏罚。
这样才能使官吏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切不可越俎代庖。所谓人主好要则百事详，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有这样的说法，君主治理国家喜欢把握要点，百事就周详；君主治理国家喜欢面面俱到，百事就容易荒废。
我曾探讨过这种说法，并用以考察古今的治世或乱世，大概无出其右。
你上任伊始，就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以往带兵的过程中切实实践了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这正是：
人主好要百事详，提纲挈领诸可昌。
未见后世走两极，阴不阴来阳不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