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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七点，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在北京远郊的一条坑洼小路上颠簸前行。 车窗外是一片让人绝望的荒凉景象。 十一月的北京郊区，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道路两旁是一些倒闭的小厂房和烂尾的楼盘，钢筋混凝土的骨架像巨大的墓碑矗立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越往远处走，路况越差。 破碎的柏油路面到处是坑洼，有些地方干脆就是泥土路。 面包车每经过一个坑，都会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座椅的弹簧早就坏了，每次颠簸都让人五脏六腑一阵翻腾。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这片被遗忘的土地，心中涌起巨大的落差感。 三个月前，我还坐在迪拜哈利法塔的办公室里：整面墙的落地窗俯瞰黄金之城，手工打造的胡桃木办公桌，24小时的私人管家，连水杯都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 现在，我坐在这辆连减震都坏了的破车里，去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地方当低级公务员。 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坠落，比任何酷刑都要残酷。 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帽子压得很低，从上车开始就没说过一句话。 车里弥漫着机油味、汗味和廉价香烟的混合气息，让人觉得恶心。 王胖子坐在我旁边，死死盯着窗外，拳头握得咔咔响。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前几天，他还在和巴西政府高官通电话，讨论价值五亿美金的铜矿开采权。 现在却要去当什么"车辆调度员"。 刘瘦子戴着耳机，假装在听音乐，但我看得出他的痛苦。 这个能够一个决策就影响几个国家经济走向的金融天才，即将去审核基层员工的出差发票。 花蕊望着车窗外，表情很平静，但我注意到她一直在转动手中的戒指，那是她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上个月，她还在刚果总统府与政府高层商谈矿业合作，现在要去翻译网络文章。 默哥闭着眼睛，但我知道他没睡。 他在用军人的方式消化这种屈辱，在心里默默承受着从战场指挥官，到防身术教练的巨大落差。 面包车在一栋四层灰色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一眼就看出这楼有些年头了。 外墙的白色涂料早就斑驳脱落，露出下面灰色的水泥，看起来像癞疮一样难看。 楼顶上几根锈迹斑斑的天线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物。 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铝制牌子："国家安全部第三档案研究中心"。 字体是标准的宋体，但油漆已经开始剥落，看起来像个废弃的单位。 我想起国安部总部大楼的庄严气派：高耸的立柱，金碧辉煌的大厅... 而这里，连个像样的门面都没有。 门口蹲着两个穿制服的保安，一个在抽劣质香烟，一个在看过期的报纸。 看到我们的车，抽烟的那个不情愿地走过来，接过司机递出的证件，瞄了一眼就挥挥手让进去。 整个过程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就像在处理一批货物。 车子驶进院子，我看到这里的环境更加令人沮丧。 水泥地面到处是裂缝，几棵槐树光秃秃地立在那里，树下堆着各种杂物。 生锈的铁架子、破损的桌椅、废弃的纸箱。 角落里甚至还有一辆轮胎都没了的破自行车。 最让人绝望的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氛围。 没有人员走动，没有车辆进出，甚至连只猫都看不到。 这里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静得让人心慌。 "到了。"司机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 我们下了车，站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同样的表情。 震惊、失望、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胖子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说道："妈的，这破地方连个正经停车位都没有。" 刘瘦子摘下耳机，推了推眼镜，什么也没说，但我看得出他眼中的痛苦。 花蕊深吸了一口气，那股霉味和消毒水的混合气息让她皱了皱眉。 默哥的眼神在四周扫了一圈，职业习惯让他在评估这里的地形和出入口，但更多的是在克制内心的愤怒。 正当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时候，小楼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走出来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中等身材，肚子有些凸，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 他的头发稀疏，用发蜡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老式的黑框眼镜。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神态——完全的麻木，就像一台运行了二十年的老机器，所有的情感都被岁月磨平了。 他的手指有明显的烟渍，中山装的袖口磨得发亮，说话时偶尔会干咳几声。 这是一个在这个系统里浸泡了二十多年的人，所有的锐气都被时间消磨殆尽。 "你们就是新分配来的吧"他走到我们面前，声音平淡得像白开水。 "我是办公室主任，姓张，你们叫我老张就行。" 没有握手，没有欢迎词，甚至连个笑容都没有。 就像在确认一批文件是否到货一样公事公办。 "您好，张主任。"我代表大家回应道。 "跟我来。"老张转身就走，步伐很慢，很机械，每一步都像是程序设定好的。 我们跟着他走进小楼，瞬间感受到了另一种压抑。 一楼的走廊很窄，天花板很低，给人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墙上贴着一些发黄的通知和规章制度，字迹都已经模糊了。 地面是老式的水磨石，被踩得坑坑洼洼，但还是努力保持着表面的光洁。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霉味、消毒水味、还有那种长期缺乏通风的陈腐气息混合在一起，让人很不舒服。 走廊两边是一些办公室，透过磨砂玻璃门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影。 都是些中年人，每个人都埋头对着电脑或者文件，动作缓慢而机械。 没有人交谈，没有人抬头，整个楼里安静得像个图书馆，只能听到偶尔的键盘声和翻页声。 我想起迪拜总部的办公楼：宽敞明亮的大厅，员工们步履匆忙地来来往往，电话声、讨论声、打印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忙碌而充满活力的氛围。 那里的每个人眼中都有光，有目标，有激情。 而这里，每个人都像行尸走肉一样麻木。 老张带着我们上到二楼，走进了一间小会议室。 房间里的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产物：一张掉了漆的长桌，几把摇摇晃晃的椅子，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山水画，角落里放着一个老式的饮水机，正发出令人不安的咕噜声。 "坐。"老张指了指椅子，自己在主位坐下。 椅子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我怀疑它随时可能散架。 老张从一个破旧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动作很慢，很仔细，就像在处理什么珍贵的文物。 然后他戴上老花镜，清了清嗓子： "根据组织安排，现宣布诸位同志的工作岗位分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