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一章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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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送到首都的样本……并没有检测出有意义的内容。儿研所在收到样本后给与的病理诊断结果是“镜下见少许白质结构，胶质细胞轻度增生，核异性不明显，间质略水肿。鉴于重复多次及多个克隆免疫组化标记显示增殖指数较高，目前组织形态学又无法解释该现象，建议密切随诊，必要时再取样送检。”
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你们送来的样本有些不对劲，但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对劲”。用再通俗易懂一点的话来翻译翻译就是，“检了个寂寞。”
孙立恩皱起了眉头。儿研所的病理学检测都没有搞明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麻烦看来不小。
“后来我们就出院了……因为总觉得儿科医院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囡囡的母亲低声道，“后来我们带着孩子去了好多医院，省内外的都有……省内最后一家就是张教授在的传染病医院。”
由于患儿属于急性——亚急性起病，在激素无效的情况下考虑传染病也不能算是胡来。只不过很明显，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最后我们听张教授的意思，去了首都的同协医院。”果然，在接连转院求医无果后，囡囡的父母把首都同协医院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同协也没有搞明白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在同协住了一个月之后，囡囡的眼睛已经……已经看不见了。”囡囡的爸爸捂住了自己的眼睛，他有些哽咽道，“我们在同协做了第二次活检，但还是没有查来是什么问题。”
如果说儿研所的病理学检测是第一梯队，那同协的病理学检测就是毫无争议的全国前三水平。根据行业内部的一些评价标准，同协病理学的排名仅次于沪旦肿瘤医院和西南医院。而且以同协处理疑难杂症的经验和水平来看，他们都解决不了的病例，那一定是有极大不确定性的。
孙立恩甚至怀疑，这可能是一个从来没有被人们发现过的全新疾病。
病史基本采集完了，而根据这些病史，孙立恩能够逐渐对囡囡的病情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从直觉上来说，孙立恩首先怀疑的是肿瘤。囡囡脑内有广泛而且明显的病变，但不管是从第一次在云鹤医院的检查又或者是在同协医院的检查中，都没有发现脊髓有明显的病变痕迹。
同时具备脊髓炎和视神经炎，是诊断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必要条件。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症状，同时还有“脊髓mri异常病灶大于等于三个、头颅mri不符合ms诊断标准，以及血清aqp4-igg阳性”三个条件中的两个，才可以被诊断为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
从这个角度上看，也难怪云鹤市儿科医院的医生们会怀疑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的诊断是不是有问题。至少从孙立恩掌握的情况来看，囡囡并没有脊髓炎的症状，也没有脊髓mri异常病灶和血清aqp4-igg阳性的指征。
但如果是肿瘤……没有理由两次活检都查不出变异的细胞才对。从脑部mri的结果上来看，囡囡有非常明显的颅内多发占位病变。她的视神经和脑部均有明显的t1低信号区域。但两次针对脑部的活检都没有检测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组织形态学无法解释”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从病理学的方向入手，肯定是一条死路。
离开了会议室后，孙立恩和张智甫教授沉默着走向了办公室。
“这个孩子的情况又加重了。”张教授撇着步子，走的比平时要慢上很多。他一边走着，一边忽然对孙立恩说道，“对这个孩子的病情……你有把握么”
“把握”这个词对医生们来说听上去其实有些刺耳。没有人能有100%的把握确定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疾病健康领域更是如此。
我们对身体运行机制和疾病所知太少，而疾病能够影响人的方式却实在是太多了。
孙立恩却并没有因为张教授的话有什么心理波动，他非常坦然的承认，“没有把握，连一分把握都没有。”
有把握才叫有鬼了。连同协都搞不定的病例放到四院来，交到孙立恩的手里……这要是有把握，那孙立恩应该被马上停职然后送去本地的精神卫生中心检查一下精神状况。
过分自信可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
“正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才得让你来。”张教授似乎对孙立恩的回答非常满意，他点了点头道，“家属那边的工作我来做……他们基本上已经快放弃治疗了。但总觉得，就算孩子没了，至少也要明白是什么要了她的性命。”
这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孙立恩没有回话。
就医学发展来说，这样的家属和病人简直是最理想的组合。疾病罕见，但家属对治疗后续不抱希望。他们只希望搞清楚这究竟是什么病……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几乎愿意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台面上。
但孙立恩一点都没觉得轻松和乐观，他觉得自己肩膀上正有一座山压着。他从事医生工作的时间还不够久，他还做不到“把病人当成一个case而不是人”来看待。
“总之，我会尽力的。”孙立恩想换个话题，他摇了摇头，做出了总结性的陈述后，他和张智甫教授一起走进了办公室。
“今天的这个病人，情况比较麻烦。”和张智甫教授沟通的时候，孙立恩是学生后进的自我定位。但和组里的其他医生交流时，孙立恩已经习惯把自己作为最终下决定的那根主心骨了。他对自己组内的医生们总结道，“她得情况比较特殊，很可能需要多次全院会诊甚至院外会诊……”说到这里，孙立恩顿了顿，决定还是把真实难度提前告诉大家，这样才能让他们心里有个数，“患者多次转院，甚至连首都的同协医院都已经去过了。一共进行过两次活检，但是首都儿研所和同协医院的病理科都没有在病理样本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
孙立恩站在办公室里，对着自己的同事们沉声道，“虽然听上去有些沉重，但我们就是她最后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