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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整夜的雨刚一消停，刘胖子拉着郑经去绵城采访，手里抱着一个厚厚的文件袋。
那是一起工业园区成立时征地补偿问题的事件。
这些年，那个叫做张雪花的女人，希望总是燃起又破灭，磨灭了再把它点燃。
每一次补齐材料，领导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折腾着让回去补充，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领导换了一波又一波，张雪花还没把钱拿到手，后续领导看到这个遗留问题，更是对她避而远之。
听说这个镇上的领导从拆迁办升上来的，很有能耐，以前征地有村民呆在自家房子赖着不走，他就致指使挖掘机连人带房直接推平，一家两口当即命丧黄泉，事后花点钱很快摆平。
因为坝坝镇拆迁工作效率最高，他还受到县里的表彰。
张雪花的这件事实际上并不复杂，她奔波了二十多年，实际上就是为了证她是本地的她。
90年代，当地成立了经济开发区，把坝坝镇的田给占了，这其中也包括张雪花家的，凡是被占的农户都办理了土地补偿手续。
可那时，张雪花有些精神病，正处在犯病期，疯疯癫癫跑的找不到人了，分钱的时候她不在，谁也不知她是生是死，也就作罢了。
几年以后，当她再回坝坝，自家的住房和田地全消失了。
曾经广袤的原野被高大的厂房取代，自己的家和田都没了，病情已经好转的她，立马想到了征地补偿。
当时的经手人也都已经换届了，地方上以她户口早就迁回重庆等理由搪塞，不承认她是本地人。
从此，张雪花走上证明自己一直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的道路。
她怎么也想不通，土生土长几十年，为何一拆迁自己就变成了外地人了。
据郑经跟刘胖子调查，张雪花是家里的独女，1956年2月出生在坝坝镇五村，20岁那年遇到了在这里当兵的王大炮。
第一次见到这个高大威猛的小伙，她就有些心动，那时特殊时期还没结束，她们经常躲在被红卫兵砸烂的宋代草堂里约会。
王大炮是个孤儿，伍后没有回去，1976年，在公社和大队的共同见证下，两个人喜结连理，并在当年和次年生下了2个孩子。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2个孩子出生后，张雪花突然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一犯病就疯疯癫癫到处跑，甚至几个月后才被人送回家来。
看着她的病时好时坏，王大炮对也失去了信心，1978年在她神智不清楚的情况下扯了离婚证，悄悄离开了这里。
但不管结婚离婚，她都没离开过这片土地。
1983年，坝坝实行土地承包，生产大队给她和孩子分了6块承包土地，张雪花在家边养猪边种地，生活过的还算平静。
1986年，师范学校、水电局、经济开发区逐步成立，原有的公社和乡政府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病不在家，等到病情恢复回到家，发现房子和责任田都已不复存在。
张雪花要求地方按照规定补贴征地费用，却总吃闭门羹，他们甚至以她是疯子为由将其赶走。
后来，当地为了把张雪花的问题解决，补下了一份非常奇怪的红头文件，文件规定，凡是城乡通婚、离婚者一律取消征地费用分配资格，凡是16岁以下人员一律取消分配征地费的权利由父母供养。
他们告诉张雪花，“你的前夫是重庆的，结婚、离婚按文件规定属于没收土地之列，孩子未满16岁，等于说是把土地全部白白征用，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
但这个文件明显是违法的，一见光就会失去效力。
怕文件上的歪理站不住脚，当地领导后改口说她1976年结婚时户口已转出，从来没有分配过土地。
为此，张雪花首先带郑经和刘胖子找到当年参与土地分配的老生产队长、妇女队长，老队长和妇女队长，他们都一把年纪了，尽管很同情，但都怕得罪人，不愿意给出这个证明。
跪了一次又一次，哭了一回又一回，老生产队长和妇女主任终于写下了他们的证明：“在我们当生产大队干部期间，对她分了承包土地，地名分别叫操场坝、马路田、谢登田、上农田、下农田和中地，总共6分6厘8毫，从1986——1992年，开发区陆续将生产大队土地卖掉……”后面是他们的签字与红手印。
同时，当年土地毗邻的邻居，也都按手印，证明1986年她的耕地与其相连，尤其是二狗的娘，证明当时她相邻的那块地叫下农场，由于附近无水，只能用来种旱良，种的菜籽每年可收200斤，最多时能榨出90斤清油，够全年一年食用等等。
时间，冲不走那些真实的回忆。
经过努力，全体社员在老村长的见证下，进行了联名按手印，证明她一直是坝坝镇人，由于1998年发洪水，全大队基本都被淹没，大队及家庭相关证明证件全部被大水损毁。
但是，地方还是对这一详尽的民间证明并不认可。
为此，张雪花又来到派出所，当她提出开证明时却遇到了闭门羹，明显是有人打过招呼了，派出所拒绝提供当年的户籍信息。
镇里说她户口在1976年转到了重庆，但张雪花坚决不认可这一说法。
久经辗转，郑经请人在档案馆查到1976年全公社户籍迁出人口名单，上面确实没有张雪花的名字，说明她当年没有办理过户口迁移。
郑经又前往张雪花前夫户籍所在地的档案馆查询，当地相关单位证明张雪花的户籍从未迁入重庆，查询得知，她的的户籍一直在原县、原地址出生，非外迁户。
因为户籍的问题，之前张雪花已经打过一场官司，为了证明张雪花的说法错误，当地提供一份张雪花户籍不在本地的证据，但漏洞百出，比如1984年才颁发15位编码的身份证，她却提前8年，在1976年有了外地的身份证，也有了当时根本没有的18位身份证号码，1976年村大队上级单位称公社，提供的证明文件上落款都是乡镇……
但奇怪的县人民法院却有意忽视她提供的可查询的档案馆文件、户籍文件、粮票购买记录、土地签字等，采纳了开发区和镇政府的假材料，离奇地判张雪花败诉。
张雪花不服判决，随即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县人民法院的审理证据不足，撤销原来的行政裁定书，所有诉讼费由地方政府承担。
官司胜诉了，但张雪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地方还是对土地征用问题却含糊其辞甚至避而不谈。
在蜀城，也许这样的案子可能早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闭塞的山窝里，张雪花真不清楚他们是否买账。
果然，一到镇里和开发区，连记者去了人家都不买账。
一听郑经和刘胖子来采访张雪花的问题，一个镇领导立即红了脸：“再不滚出去，就找人收拾你们，让你们出不了这大院的门……”
还是刘胖子阴险，对于这些嚣张的言辞，全程都录了像。
闭塞的小镇领导那么蛮横，甚至扬言殴打记者，这下他们摊上事了，当晚稿子就传到了报社，王欣说，“这件事做的好，你和刘胖子立了大功一件”。
稿子传回日报网，剩下的事情，就是王欣最擅长的了。
不知道王欣使得什么魔法，第二天一大早，县委宣传部长带队，县里几个常委除了来不了的都赶到了报社赔礼道歉。
看这架势，稿子肯定发表不了了。
在社长的陪同下，大家一起来到香格里拉大酒店，先是寒暄一下，饭局就开始了。
王欣很精明，去香格里拉吃饭还没忘记把专题、广告费合同带着，郑经和刘胖子是直接责任人，也被请了去，几个领导轮番敬酒，场面一派和睦。
不到半个小时，光五粮液都下了2件，众人皆醉，只有王欣最清醒。
喝得差不多了，社长亲自表态，“这有损地方的监督报道就不发了，这广告费和明年的报纸发行费就靠你们了”。
县领导马上表态，“今天没来得急带合同，回头签了合同盖了章就给你们转账。”
这时王欣立即从包里掏出了合同摆到台面上，“就现在签吧，公章没带的话可以晚一下再盖，去你们那里一次不容易。”
郑经知道，王欣心里想说的是，“这年头，谁都不能信，只能信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