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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性男子可不是明朝才有，魏晋兴起，大宋光大，大明继承，男人涂脂抹粉，熏香剃面、褒衣薄带，头上插花的比比皆是，这些人都有着相当不错的家境，都是站在家学渊源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
整天喝酒服散放歌，到后来这些高雅的文艺都玩腻了，变成明朝版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
说是晋武帝时期，石崇和王恺斗富，两人都用尽最鲜艳华丽的东西用来装饰车马、服装。晋武帝是王恺的外甥，常常帮助王恺。他曾经把一棵二尺来高的珊瑚树送给王恺，这棵珊瑚树枝条繁茂，世上很少有和它相当的。王恺把珊瑚树拿来给石崇看，石崇看后，随手拿铁如意敲它，马上就打碎了。王恺既惋惜，又认为石崇是妒忌自己的宝物，说话时声音和脸色都非常严厉。大要大吵一通的架势，而石崇轻描淡写说：“不值得发怒，现在就赔给你。”于是就叫手下的人把家里的珊瑚树全都拿出来，三尺、四尺高的，树干、枝条举世无双，光彩夺目的有六七棵；像王恺那样的就更多了。王恺自感失落。
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东晋才女谢道韫的巧思才情走进了无数人的心中。从中也得以管中窥豹见得《世说新语》是不同于正史的闲情故事，名士风流。而在这部“名士底教科书”的德行雅量，品藻容止背后，古人对服药的痴迷或许是这惊才绝艳，不可一世时代的黑暗脚注。
五石散的雏形源自于东汉张仲景，在其《金匮要略》中已经得见。而何晏对张仲景的药方进行了改进和调整，为己所用。并且在他之后，吃药之风开始滥觞起来。
在陈寿的《三国志》载:?“(何)晏尚主，又好色……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从这里可以看出何燕好色，而且颇为自恋。而五石散恰恰有补身壮阳，美容增白的功效，这恰恰符合何晏的要求。
当何晏耽于情色，忙于享乐，而导致体虚乏力，便想着求药，从古书上看了这方子，加以调整，作用于自己身上，觉得颇有疗效，便常以为之。何晏是当时名士，有学问，善言谈。在《魏氏春秋》日:“晏少有异才，善谈《易》、《老》。而其出生也颇有来头，是汉末豪门大族,朝廷显要何进的孙子。何晏显赫的身世决定了他无论做什么都会被受人的关注，而其又善于清谈，姿容甚美，更容易让人相信他所说的。啊，这就是名人效应啊。
接着王弼、夏侯玄两人效之，这两人也是当时名士。所谓“三人成虎”，即使服用五石散有着极强的副作用，一不留神便会浑身发热而死，但有了他们三人带头，当时的贵族名士们都趋之若鹜。一个人的行为发展成全阶级，乃至全民性的行为，光靠“名人效应“还远远不够，全社会风尚的背后必然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
三国时期的各路豪杰形成诡谲波澜的局势，那种动荡感和不安感深深刻进了晋人的血液里，礼崩乐坏，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秩序和和谐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主动地标榜自我的名士们都很难得到善终。有名节清醒的人都已死去，而活着的人只能痛饮狂饮，借此来麻痹自己。服用五石散后，后出现感官增强、精神兴奋、飘飘欲仙的感觉，产生类似吸毒的快感。古人并不知晓这种快感其实是中毒的表现，错把服散后的体验当作成仙的前兆。对于在黑暗时代里，说错一句话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晋人，这种暂时的放纵，一时的愉悦足以令他们迷恋不已。
服散后若不及时“行散”则会丧命，这恐怕也是五石散最大的毒副作用。“行散”的具体步骤可分为浴冷水、食冷饭、饮热酒，也叫做“散发”，但经常还需着薄衣散步，故名“行散”。
着薄衣，更能凸显身体线条；着宽衣，则需要骨相好的人才能撑的起来。
食冷饭、浴冷水却偏偏需要饮用热酒，暖酒入场，醉意入四肢百骸，再“行散至城东”。如此一来，所有的风雅都成为了可能，仿佛行走于天地之间，物我和一，绰约若仙子，凌然若神人。
哇塞，在孔庙之地，才子遍地，名士辈出。人们行为放旷，饮酒、服药、敷粉、着奇服、裸身，以求从对身体的修饰中得到对精神的安置，在个体存在中达到永恒生命的不朽。
五石散由赤石脂、白石英、紫石英、石硫黄、钟乳五石所制。 古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千金翼方》中说:“更生散,治男子女人宿疾虚羸、胸肋递满、手足烦热、四肢不仁、饮食损少、身体疾病、年寒乍热,极者着床四、五十年，服众药不瘥。此治万病，无不愈者" ，五石散能治病。受道教炼丹养生思想的影响，古人相信石药胜于草、木药，认为于草、木可腐，而金石形质长久不变，认为以服腐物而求不腐当然是不可能的。
而在治病健体之上，五石散渐渐地被人们给予了延年益寿，养生成仙的神奇功效。《神农本草经》就把五石散中的白石英、紫石英、石钟乳、赤石脂列为上品之药。《抱朴子内篇·仙药》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
所以能服五石散的人，家境非富即贵，一般人家还真服不起。
章子俊想溜，碍于陈献章的面子，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把陈献章拉到一旁说道：“公甫，观这些儒生当中，有头插花，面敷粉者，难道要跟这些人探究理学？可以说这些人读书如何明理也搞不清楚，表面上学着儒家礼仪的动作，一步不差地做好，实则在自欺欺人，如果让其背诵《大学》篇，会一字不差地背给你听，可只是流于行，当不的真。公甫就在这里讨教，我没这个雅兴，还是回船上看书实在些。”
陈献章一听急了说道：“这可怎么行，如敬一走了，先不说这帮儒生，李敏轩及孔府中的几位私塾教授会怎么看，要不这样，一会在经辨时，敬一自己看，不开口，不表态可以吧。”
哎，这位陈献章为了推崇心学，也是忍辱负重了，誓要把当今理学转变成心学为之努力着。章子俊也不好驳人家面子。接口说道：“那就省力一点，就让这些人说说《大学》七篇吧。”
随着一阵的骚动，李敏轩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同来的还有好几位德高望重，孔府中的五经博士，孔府中有许多官员及县令，这些官员都是世袭。
天下州县皆用流官，唯独曲阜用孔氏世职知县，其目的是：为圣人子孙不使他人统摄。世职知县由衍圣公保举德行兼优者授此职，五年任满，照例升转。
“自唐咸通中，以孔续为本县令，自此世用孔氏。中间亦或建议不用旋复仍旧，历五代、宋、金、元、明及于国朝，八百余年。”
唐咸通七年（866年）始以孔子四十代孙孔续任曲阜县令，后唐又命文宣公兼任。北宋年间，时以文宣公兼任，时以孔氏子孙出任，有时还不准孔氏出任。
至道三年（997年）始命文宣公孔延世兼任曲阜知县，天禧二年命孔圣佑、宝元二年命孔宗愿以文宣公兼任，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始命四十四代孙孔勖以太常寺博士知曲阜县事。皇佑三年（1051年）下诏重申以孔氏任知县，“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充选”。
治平元年（1064年）诏命不得以孔氏为曲阜知县，“京东提刑王纲乞慎长民之官，诏勿以孔氏知仙源县”，崇宁三年（1104年）又命孔子之后常使一人在曲阜为官，任知县或县丞，不许别行差占，成为世袭。
贞佑二年（1214年），蒙古兵南下，五十一代衍圣公孔元措被召赴金都汴京，临行委族兄孔元用代摄孔庙祀事。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任孔元用为曲阜县尹，二十一年命孔元用随征益都，以其子孔之全出任曲阜尹。
太宗五年（1233年），蒙古兵攻汴京，命孔元措回曲阜袭封衍圣公，孔元措因孔之全父子保全林庙有功，将曲阜县尹一职让与孔之全，此后衍圣公不再兼任。
明洪武七年（1374年），因孔庭族长孔泾讦告世袭知县孔希大不法诸事，孔希大被免职，世袭曲阜知县也改为世职知县，由衍圣公保举贤良族人送吏部选授，领敕赴任。
宣德九年（1434年）停止给敕，天顺五年（1566年），改令衍圣公保举二人送山东巡抚、巡按考试后题请授任。
成化六年，即命恢复曲阜孔氏世职知县，但选用人员更加严格，先由提学道从三氏学廪膳生员中考取四人送抚院，抚院覆试考取二人送吏部，吏部再考取一名任命，规定驻在曲阜旧城，不许干涉林庙事务，政续卓着许同流官一样擢升，贪酷不职由巡抚巡按参劾。
之所以以孔子后裔为曲阜知县，是因为曲阜是孔子故乡，孔子后代很多，圣人的后裔不能让外姓来管理。
来者有现任知县孔闻讷，执事官孔衍植、孔兴燮、孔衍振，孔府私塾教授李敏轩、孔兴茂、孙祥五、胡尚秩。
此时陈献章也感觉有点头痛了，说好了私下探讨一番，可是目前的这个排场有点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