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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内容是重庆市有关部门的理论教员宗熙等老师讲的。他们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宗熙老师说，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即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 宗熙老师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理论成果和理论总结。 江陵机器厂职工校的老师讲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传统、本色、使命的内容， 老师们给大家讲述了重庆工人阶级在重庆解放前夕的英勇事迹，他们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最后的战斗——护厂斗争。这场斗争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破坏行为，成功地保护了重庆的工矿企业，并确保它们能够完好无损地回归到人民手中。工人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工人阶级的神圣使命和责任。 时间回溯到1949年的冬天，那时解放军如汹涌澎湃的潮水般逼近重庆。国民党反动派深知大势已去，但却不甘心失败，在逃亡之前精心策划了一场恶毒的阴谋——“应变计划”。他们妄图炸毁重庆的工厂矿山、烧毁所有民房仓库，将这座美丽的山城化为一片火海。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地在重庆划分了10个爆破区域，预计投入200至300吨炸药。而大溪沟电厂，则成为了他们眼中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因为它代表着当时重庆的光明之源，所以被单独列为一个重点爆破区。 在重庆地下党组织“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号召下，大溪沟电厂迅速组织成立了护厂纠察队。工人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纷纷投入到护厂行动中来。他们从河边抬回沙包，用来修筑工事；沿着围墙架设起电网，以增强防御力量。同时，将厂里现存的50支汉阳造步枪分发给那些会使用枪械的工人，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保卫工厂。 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工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着重庆的“光明”源泉。他们深知，这座电厂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每一个人都下定了必死的决心，要与敌人抗争到底。 然而，就在1949年的11月28日，情况变得越发危急。几名便衣特务潜入了电厂，试图进行爆破前的试探和准备工作。他们采取各种手段，企图迷惑和恐吓工人们，逼迫他们放弃护厂。但工人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坚定地站在了一起，坚决抵制特务们的威胁和利诱。面对这些不怀好意的家伙，工人们毫不畏惧，直接将他们轰出了厂外。 这一行动表明了工人们保护工厂的坚定决心。他们不会轻易屈服于敌人的威胁，更不会让敌人破坏这座重要的工厂。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以及对重庆未来的信心。 1949年的11月29日下午，乌云密布，寒气逼人。60多个特务身背冲锋枪，手拿十字镐，开着满载炸药的卡车来到大溪沟电厂门口。然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紧闭的厂门，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拿着步枪、铁钎和火钳的工人们。眼看强攻有难度，特务们便提出进厂协商解决，纠察队看穿这是敌人的伎俩，并没有上当，而是巧计连施，跟敌人好好斗了一回。 大家使出的第一计，就是缓兵计。争取时间就是争取胜利！纠察队选了几个能说会道的工人，出厂到馆子里买了好些烟酒肉菜拿回厂里，请特务们“聚餐”。果然，特务们经不起诱惑，立刻把“任务”放在一边，一个个划着拳大吃大喝去了。把特务们稳住了，纠察队的第一计就成功了！ 第二计，是地雷阵。就在特务们大吃大喝的时候，纠察队在老工人杨如坤的带领下，开始在车间内大摆“地雷阵”。他们在机器上、过道上、栏杆上贴满“有电！生命危险！”的字条，让敌人无从下手，既不敢轻举妄动，也分不清要害部位，纠察队的第二计也成功了！ 第三计，就是心理战。双方僵持到了下午五点，暮色降临，解放的炮声和枪声也越来越近。特务们慌了手脚，既想搞破坏又想要逃命。纠察队眼看时机已到，立即把工人队伍调入车间，反守为攻，和特务打起了心理战。车间里的电灯全熄了，特务们“聚餐”的花园却灯火通明，重机枪对准特务们，工人们一个个精神百倍，只要敌人敢动一步，就给他来个黑处打亮处。工人们大声喊话：“厂在人在，厂亡人亡，你们硬是要干，我们只有互相流血了。告诉你们，电厂一炸，方圆二十里都要夷为平地。牛角沱、上清寺都要翻个转，我们死了，你们也跑不脱，何况你们也有家属在这里！” 到了深夜10点，与大溪沟电厂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药库被敌人炸毁了，巨大的冲击波越过嘉陵江，使得大溪沟电厂的锅炉开关因震动而跳闸，水泵卡住了，眼看锅炉面临缺水爆炸的危险，纠察队老工人杨如坤又带领工友们深夜抢修，消除隐患，确保将电厂完整交到解放军手上！ 1949年的11月30日清晨，解放军冒着山城冬雨，从南岸弹子石奔赴大溪沟电厂，厂房上空升起了五星红旗，群众们高呼：“我们胜利了！”经过一天一夜的不懈斗争，大溪沟电厂终于完整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机器依然轰鸣，电流依旧强劲。此时，东升的旭日扫清了山城的迷雾，为山城带来了新的“光明”。 江陵机器厂职工校的老师们还给学员们讲了重庆原21兵工厂，工人们的护厂斗争。 根据上级指示，刘兆丰、蒋仁凤和卢光特等同志研究决定：全体动手护厂护校。重庆工会系统立即研究了护厂的部署，卢光特与各“股头”的同志分析上层动态和群众思想，由于有的单位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说：“工厂、机器是我们的衣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同志们就利用这种情绪，去宣传鼓动群众，收到很好的效果，连家属也积极响应。感到困难的是上层工作，在工厂的党员，多半在下层，最高层的不过技术员、副工程师。平时不接触上层，直到11月间，才打开上层的门路。 护厂斗争的领导也有变化，1949年的9月、10月，工会没有估计到重庆会在11月解放。仍由黄友尚、彭吉安、王尧弼等分别传达上级指示，与各“股头”联系，研究工作。11月初，敌人方面显得紧张了，工会也加快了工作。为加强上层工作的领导，工会决定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一个护厂领导小组，王尧弼负责。王尧弼在抗战初期入党，后来考进交通银行作练习生，长期在职业青年中工作，社会经验较多，适于应付上层人士。刘家彝也是抗战初期党员，长期在工业界工作，是29厂的老职员、副工程师。二人都比黄友尚年长，三人集体研究，处理问题要周到稳妥些。 21兵工厂党支部的主要成员有赖宗瑜、蒋金土、郭恒、谢廷梁等。21兵工厂附设一个技工学校，毕业生实际上分在各兵工厂。支部在该校工作较有成效，培养大批进步学生与职工。蒋金士、谢廷梁便通过他们鼓动青年工人，在21厂组成100来人的自卫队。赖宗瑜发起的职工联谊会则主要在职员中活动。家属在村子里以防盗为名组织起来，实际上是防特。在上层方面，赖宗瑜等通过技校校长蒋某与厂长俞濯之产生联系。俞濯之曾是李承干的秘书主任，李承干是国民党的兵工权威，21兵工厂的老厂长，后调伪兵工署，兵工系统许多厂级官员，曾是李承干的部下。1949年10月左右，李承干已去北京，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赖宗瑜用这件事使俞濯之相信党的政策。俞濯之表示愿意为护厂出力，暗示要见到党的代表才放心。以前赖宗瑜没亮身份，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可以找到党。经党支部研究，拟定了谈判的条件和方式，认为需要一个厂外的人出面才好，便由黄友尚到俞濯之的公馆谈判。俞濯之的态度比较真诚，介绍了兵工系统的情况。工会提出三条：俞濯之本人不离厂并号召职工严守岗位；必要时打开仓库，把枪支发给工人自卫；命令工厂的警卫队倒戈。俞濯之同意前两条，第三条他说办不到。后来，赖宗瑜又通过别的关系，把厂警队队长李某某策反过来。这样在重庆解放前夕，21兵工厂厂内唯一的破坏力量就是稽查处。由于停产，各车间关门、门禁封闭，任何人不准通行，稽查处特务威风大灭，纷纷作逃跑准备。到1949年的11月28日，敌人派交通警备旅包围工厂、强行运进数百包炸药，放在发电所和工具所、步枪所。交警刚撤离，工人群众就开始拆除炸药。结果工具所、步枪所的尚未引爆就拆完了。发电所的两部发电机，一部炸了透平，另一部炸了机组。重庆解放后迅速合成一部，恢复了供电。损失最大的是刘家台药库的爆炸，声震市区，附近民房倒塌，伤亡了不少居民。 重庆21兵工厂工人在护厂斗争中的英勇气概，涌现了不少的英雄人物。万东康烈士，当特务围厂准备爆破时他担任修机所看守，敌人令他离开，他坚持不走，令他抬炸药，又断然拒绝，特务用枪托把他打成重伤，职工们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吴坤山同志，当时已60岁了，他在拆除炸药时，下定以身护厂的决心，甘冒触发引信的危险，第一个上前抢出炸药，群众一涌而上，赶在引爆时刻拆除了全部炸药。他深受党和工人的尊敬，重庆解放后公推为该厂第一任工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