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工业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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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悦坐在工位上，看着堆积如山的材料，瞬间觉得喘不过气来。她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竟然是1976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分解表》，纸页都发黄了，显然是积压了很久的工作。胡悦最讨厌这种无法掌控的局面，茫然无措的感觉让她心里乱糟糟的——她想搞清楚公社的架构，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便从挎包里掏出组织关系转接单，又走到吴运才跟前。 “吴部长，请问公社的架构是怎么划分的我想了解一下，方便以后对接工作。”胡悦客气地问。 吴运才握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在转接单上留下一个墨点，头也没抬地说：“你先熟悉文书工作，架构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不急。” 吃了闭门羹的胡悦只好攥着空白的转接单回到工位。她不想干坐着，便开始收拾杂乱的桌面——把散落的文件按年份分类，用湿抹布把积灰的桌面擦得锃亮，又去茶水间倒了杯热水，才算稍微安心。 收拾抽屉时，她摸到一个牛皮袋，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堆红头文件和人事档案。胡悦随手翻了翻，当看到“电影放映员王建国”的名字时，突然怔住了——这不就是去年在双沟村晒谷场，用《地道战》胶片换了张婶两个鸡蛋的圆脸小伙吗她看着桌面上玻璃反射出的自己的苦笑，忽然明白：所谓的“体制”，不过是把田间地头的人情世故，换了个“红头文件”的壳子，本质还是那些家长里短、利益纠葛。 胡悦又拿起一份公社人事组织表，潜心研究起来。她对大队、生产队的架构很熟悉—— 双沟村大队有支部书记、副支书、民兵营长、妇女主任，还有会计、出纳；下面的八个生产队，小队有 7 个队委，大队有 9 个队委，除了队长、会计这些核心职位，还有饲养员、放水员、调解员这些“凑数”的岗位，每年都会选举调换，大多是社员轮流当。 可一到公社层面，她就彻底懵了——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经管站……一个个陌生的部门让她头大，不知道谁管谁，谁对接谁。这种迷惘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忽然想起华庆军晚上会回来，“问问他说不定就清楚了”的念头让她瞬间开心起来。可没高兴几秒，她又想起前不久华庆军还跟她讨教“怎么跟社员打交道”，显然他对公社架构也未必熟，那点期待又沉了下去。 胡悦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西斜的太阳，心里琢磨着：不管公社架构多复杂，先把眼前的文书工作做好，再想办法帮翠翠解决换亲的事。至于公社里的门道，慢慢摸索总能搞清楚——她连百年一遇的洪水都扛过来了，还怕这点琐碎的工作 胡悦琢磨着，要解开公社架构的谜团，总不能一直等华庆军，还得主动出击。她立马回宿舍，从帆布袋子里翻出一包用油纸裹得严实的竹叶青绿茶——这是双沟村种茶的老周特意给她的，说“这是供销社都难买到的紧俏货”。她揣着茶叶回到组织部，轻轻敲了敲吴运才的办公桌：“吴部长，您看您忙了一天，这茶您尝尝，解解乏。” 吴运才嘴上说着“不用不用，太客气了”，手却诚实地伸了过来，接过油纸包时，指腹还特意捏了捏——能摸到茶叶梗戳出的细小凸起，就知道是新茶。傍晚的余晖透过办公室的铁栅栏，在水泥地上投下细长的影子，正好落在油纸包上，把碧绿色的茶叶映得更鲜亮。 吴运才的推辞没超过三秒，他起身从柜子里翻出个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缸，撕开油纸包，捏了一撮茶叶丢进去。滚烫的热水一冲，原本板结的茶叶在缸底慢慢舒展，像一片片碧绿的小梭子，一股清冽的茶香瞬间弥漫开来，连空气都变得清爽了。 “嗯！这茶确实地道，是顶尖的好货！”吴运才咂了口茶，眼睛都亮了，之前的冷漠劲儿一扫而空。 “还是吴部长识货，”胡悦赶紧顺着话茬说，“我平时不怎么喝茶，拿着也是浪费，给您正好。” 收了东西，又被胡悦哄得高兴，吴运才彻底打开了话匣子。胡悦趁机问起公社架构，他干脆拿起笔，在报纸空白处画起树状图：“公社架构说简单也简单，就像棵大树——公社主席团是树根，管大方向；经济部是树干，管钱粮；咱们组织部是树枝，管‘帽子’（人事）；还有社会事务部，管卫生教育这些杂事。” 他边画边解释：“公社主席团有主席、副主席，还有秘书长，大事儿都得他们拍板；经济部下面分农业、工业、财务，比如你之前管的防汛救灾，就归农业口管；社会事务部里有卫生所、学校、妇联，以后你要是对接妇女工作，就得找她们。咱们组织部嘛，管人事调动、宣传和组织活动，下面有专员、宣传员，都是干实事的。” 胡悦听得认真，忽然想起社员们常说的 “公社八大员”，又问：“吴部长，大伙儿都说‘八大员’是好职业，挣商品粮、吃公家饭，您给讲讲呗” 吴运才“噗嗤”笑了，放下搪瓷缸，拍着大腿说：“你是不是听他们编的顺口溜‘公社八大员，编制也很牛，挣着高工资，吃着商品粮’——这话半真半假！”他清了清嗓子，竟像打快板似的念了起来，“营业员手里攥着三尺布头半斤红糖，驾驶员脚底下漏着公家柴油，卫生员药柜底层锁着盘尼西林……” 胡悦被他逗得哈哈大笑，窗外的风声突然变尖，也没盖过屋里的笑声。吴运才笑够了，喝了口茶，抹了把胡茬上的茶沫子，掰着手指头数：“其实八大员就是营业员、驾驶员、卫生员、广播员、卖票员、保管员、会计出纳员、电影放映员。每个公社都有，只是配置不一样，比如咱们公社有拖拉机站，就多了个拖拉机手，也算半个‘员’。” 他突然压低声音，指了指窗外粮站的方向：“社员们传得邪乎，也不是没道理。就说粮管员老周，他家自留地的南瓜藤，都爬到粮站‘备战备荒’的标语后头了——还不是借着职务便利，多浇了公家的水” 胡悦一听就懂了——她在双沟村买东西时，早就体会过“票证时代”的难处。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连买块红糖都得凭糖票。村里姑娘结婚，想要“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得提前半年攒票，一家人齐动员，还得托关系找供销社的人倾斜照顾。 “要是家里有人在供销社或者食品站上班，那可真是能借光，”吴运才点了根烟，烟圈飘在“先进工作者” 搪瓷缸上空，“一般的米面油，每月能分到足额的票，可要是办婚事买大件，就得下血本。我当年结婚，想买辆永久牌二八大杠，足足花了160块，还得凑5张工业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