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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薇的离开，如同在李腾生活中抽走了一抹最温暖的亮色，留下大片冰冷的空白。最初的几天，他像是失了魂，走在熟悉的镇政府大院，总会下意识地看向中心小学的方向，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那断断续续的风琴声。夜晚的宿舍变得格外漫长和寂静，那本《唐诗三百首》被他锁进了抽屉，不敢触碰，怕勾起太多汹涌的回忆。 然而，生活从不会因个人的悲伤而停下脚步。青林镇竹编厂改制试点项目在县里正式备案通过的红头文件，如同一声发令枪，将李腾从情感的泥沼中猛地拽了出来，投入到一个更为复杂、也更为残酷的现实战场。 改制工作小组迅速成立，镇长吴国忠挂帅，钱卫东副镇长作为分管领导名义上参与，而具体的协调、推进和材料汇总工作，则落在了经发办，落在了李腾这个新任主任的肩上。 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在竹编厂那间漏风又漏雨的破旧厂房里召开。当李腾跟着吴国忠、钱卫东走进会场时，感受到的不是欢迎，而是几十道混杂着怀疑、警惕、麻木甚至敌意的目光。这些曾经以手艺为傲的老师傅和工人们，此刻像一群受惊的鸟，紧紧蜷缩在一起。 吴国忠做了动员讲话，阐述了改制的大势所趋和政策优惠，描绘了引入新机制后企业可能焕发的新生。台下一片沉寂，偶尔有几声压抑的咳嗽。轮到钱卫东讲话时，他语气平淡，重点强调了“稳定压倒一切”、“依法依规操作”，话里话外透着“别给我惹麻烦”的意味。 当李腾开始详细解说清产核资、人员安置的初步方案时，会场终于炸开了锅。 “清产核资我们这破厂子还有什么资产可清除了几间要塌的破房子，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烂筐！”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猛地站起来，情绪激动。“安置怎么安置买断工龄那点钱够干什么我们为厂子干了一辈子，老了老了，就把我们一脚踢开”另一个中年女工带着哭腔喊道。“说的好听，引入能人谁知道引来的是什么人会不会把我们这些老骨头都清出去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就是！现在好歹厂子还在，镇里多少还管点基本生活费，改了制，万一黄了，我们喝西北风啊” 质疑声、抱怨声、甚至带着粗口的骂声，如同冰雹般砸向主席台，砸向主要负责解释的李腾。他试图用政策、用数据、用未来的可能性去说服，但在巨大的不安全感和对未来的恐惧面前，一切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他看到台下那些老师傅，包括曾和他聊过天的刘师傅，都低着头，沉默着，但那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更沉重的反对。 钱卫东坐在旁边，嘴角似乎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仿佛在说：“看吧，早就说了这事难办。” 第一次动员会，在不欢而散和满腔怨气中结束。 随后的日子，李腾几乎扎在了竹编厂。他一家一家地走访老职工，听他们倾诉生活的艰难，对未来的惶恐，甚至是对某些历史旧账的抱怨。他耐心地记录，反复解释安置方案的不同选项和保障措施。过程异常艰难，他吃过闭门羹，挨过骂，甚至有一次，一个情绪激动的职工家属差点把搪瓷缸砸到他身上。 身心俱疲地回到办公室，往往已是深夜。在孤灯下，他才能抽出一点时间，铺开信纸，给远在东月市的张薇写信。这成了他一天中唯一能放松紧绷神经、倾诉内心软弱的时刻。 “薇薇，见字如面。 青林镇已入春，山野渐绿，只是风中还带着料峭寒意。你走之后，院子里那棵梧桐也开始抽新芽了，只是再听不到隔壁的琴声，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竹编厂改制之事，已全面启动，其艰难远超我此前想象。今日又与几位老师傅座谈，言辞激烈处，几乎难以招架。他们并非不明事理，只是被生活与不确定性折磨得太久，恐惧远大于希望。我深知肩上责任重大，既要推动改革破局，又需竭力保障这些为厂子奉献半生之人的权益，常感如履薄冰，力有不逮。钱镇长依旧冷眼旁观，乐见我陷入僵局。有时深夜独坐，想起你在此处时的温言鼓励，心中方得片刻安宁。伯母身体可有好转你在新学校一切是否安好望勿过于劳累，时常 念你。 腾，于灯下。” 他将信纸仔细折好，装入信封，贴上邮票，仿佛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这封寄往远方的信，承载着他的思念，也分担着他的压力。 几天后，他收到了张薇的回信。信封上是她娟秀熟悉的字迹。 “腾，来信收悉，反复阅读，知你辛苦，心疼不已。 母亲近日病情稍稳，仍需静养，我每日学校家中两头奔波，虽疲惫，但见母亲气色渐佳，心下亦稍安。新学校同事多为友善，学生亦活泼，只是偶尔弹琴时，总会想起青林镇那群围着风琴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心下怅然。 改制之事，艰难险阻，皆在预料之中。然我深知你心性坚韧，且所做之事，乃为青林镇寻一条活路，为老师傅们谋一个未来，意义非凡。遇挫时，万望勿妄自菲薄，当知你并非孤身作战，远方始终有人心念于你，信你必能披荆斩棘。与老职工沟通，或许可更多倾听其个体诉求，于政策框架内，寻求更人性化之解决路径我于远方，无法为你分劳，唯能寄予片言只语的支持与挂念。 春寒犹在，望添衣保暖，按时进食，勿因公务废寝忘食。 薇，手书。” 捧着这封充满理解、鼓励和智慧建议的信，李腾仿佛在寒冷的战场上收到了一份珍贵的补给。尤其是那句“于政策框架内，寻求更人性化之解决路径”，让他陷入了深思。 他重新审视那份安置方案，发现自己过于注重政策的刚性和所谓的“公平”，却忽略了每个家庭具体的困难和个性化的需求。有的老职工子女在外地，更需要一笔可靠的买断资金；有的家里困难，但本人还有劳动能力和意愿，更希望获得培训和新岗位的机会；还有的则对那点“青林竹编”的老牌子有着深厚的感情，不愿看到它彻底消失。 李腾调整了策略。他不再仅仅是开会和宣讲，而是带着经发办和企管站的同事，组成几个小分队，针对不同诉求的职工，进行更具针对性的、一对一的沟通和方案解释，并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前提下，对安置细节进行了微调，使其更能贴合部分职工的实际需求。 同时，他加紧了通过青干班同学等人脉寻找潜在合作方的工作。他给在县团委工作的同学刘干事打了电话，希望通过青年企业家协会寻找可能对文创、手工艺感兴趣的投资人。 阻力依然存在，钱卫东那边偶尔还是会传出一些“折腾不出名堂”、“迟早要出事”的风凉话。但李腾发现，当他更加务实、更加贴近职工内心去工作时，那种纯粹的敌意似乎在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观望，甚至是一丝极其微弱的、被艰难点燃的希望。 改革的阵痛，如同这春寒，刺骨而真实。但李腾知道，他不能停下，也没有退路。他不仅是在推动一个厂的改制，更是在践行对张薇的承诺，也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走出一条充满荆棘却必须前行的路。他将张薇的信小心收好，再次投入到那纷繁复杂、却又必须步步为营的工作中去。前方的路依然迷雾重重，但他的脚步，却因为远方那份坚定的信任和内心的责任，而变得更加沉稳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