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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在赫斯特“捧杀”策略的刺激下，反而坚定了将高税率税收法案以更强硬手段推行的决心。他不再满足于漫长的国会辩论，试图施加更大的压力。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受命，私下约谈了几位带头阻挠法案的、与东西部财阀关系密切的关键议员。 会谈内容秘而不宣，但事后流出的消息称，胡佛“提醒”这些议员，他们的某些政治捐款和社交往来“可能被误解”为与“某些外国势力”过从甚密，并暗示如果他们继续“不合作”，可能会面临“不必要的审查”。 这种近乎赤裸裸的威胁彻底激怒了国会的反对派。 “荒谬！无耻！”一位来自中西部的资深参议员在秘密会议上拍案而起，脸色铁青，“他罗斯福，一个在国内推行类社会主义政策、在国外与斯大林勾勾搭搭的人，居然敢用‘通共’的罪名来威胁我们！这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卑鄙的政治迫害！他这是在效仿他那位克里姆林宫的朋友，搞独裁统治！” “他以为他是谁皇帝吗”另一位东海岸的众议员愤怒地附和，“税收法案必须由国会制定，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他现在想用一纸行政命令就强行推行，还让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来威胁民意代表如果让他得逞，美国就不再是自由民主的国度，而是落入一个独裁者手中！这只会把美国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反对派的立场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和团结。他们不再仅仅争论税率高低，而是将斗争提升到了扞卫宪法、反对行政扩权的更高层面。他们死死抓住一点：总统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行如此重大的税收政策，绕开国会的详细审议和表决程序，是严重的违宪行为！ 僵局与甩锅 双方在宪法解释上陷入死循环： 罗斯福阵营认为： 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虽未宣战，但战云密布），总统有权发布行政命令以应对危机。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国会应予以配合（盖章通过）。 国会反对派认为： “钱袋子权”是国会的核心权力，征税法案必须由众议院发起，并经参众两院详细辩论、修改和表决通过。总统滥用“紧急状态”借口扩权，是危险的违宪先例。 眼看政治僵局无法打破，且双方都援引宪法为自己辩护，这场争端最终被不可避免地抛给了联邦最高法院——这座宪法的最终仲裁者。 九位年事已高的大法官们，接到了这个烫手至极的案件。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仿佛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这…这简直是让我们这些老骨头在火上烤啊！”一位资深大法官揉着太阳穴，痛苦地叹息。他面前堆满了厚重的宪法文本、历史判例汇编以及双方提交的、引经据典的冗长诉状。 “支持总统”另一位大法官忧心忡忡地接口，“那就等于承认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可以绕过国会直接征税。这会开创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会彻底破坏三权分立的平衡。东部和西部那些富可敌国的财阀们，会恨我们入骨，他们会动用一切资源把我们和法院的名声搞臭。未来的历史书上，我们会成为摧毁宪政的罪人。” “否决总统”第三位大法官同样一脸愁容，“那就等于在战争阴云笼罩、政府急需资金的关头，公然拆台。罗斯福会暴怒，他会指责我们罔顾国家利益，甚至会发动舆论，指责最高法院是一群被财阀收买、阻碍国家备战的老古董。他会可能推动‘填塞法院’计划（court-packing plan）的升级版，彻底改造最高法院。民众的情绪也会被煽动起来反对我们。” 几位老人感到自己被放在了两块巨大的磨盘之间，无论选择哪一边，都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他们既不想成为罗斯福行政扩权的帮凶，也不想被扣上“阻挠国家大计”的帽子。 “怎么办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沉吟良久，他是一位以智慧和政治手腕着称的法官。最终，他缓缓开口，提出了一个看似笨拙却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策略： “此案涉及的根本问题（总统行政命令与国会征税权的界限）极其复杂，关乎国本，不能仓促决定。我们需要时间…更多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宪法原旨探究，梳理更多的历史先例，听取更广泛的法律意见。” 他环视同僚，眼中闪烁着老练的政治智慧：“我们…‘拖’下去。反复要求双方补充陈词理由，安排冗长的口头辩论，将审议周期拉到最长。在这段时间里，政治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也许欧洲战局会有新的发展，也许罗斯福会因国内压力而妥协，也许国会会达成某种折中方案…时间，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我们要用时间作为缓冲，等待政治僵局自己出现转机，或者至少让舆论的热度降下来，到时候我们再做出判决，受到的冲击会小很多。” 其他大法官们面面相觑，虽然觉得憋屈，但不得不承认，在眼前这个无解的政治雷阵面前，拖延战术或许是保全最高法院权威和自身声誉的、最不坏的选择。 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理论上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司法殿堂，在这场由税收法案引发的宪政危机中，无奈地选择了“拖”字诀。他们以极其缓慢的步伐受理此案，将口头辩论日期一再推迟，试图用时间来化解眼前的死结。 这场僵局，生动地展现了美国政治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微妙的制衡与博弈。罗斯福的强势、国会的反弹、最高法院的无奈，共同构成了一幅在危机背景下，权力边界被激烈争夺的复杂图景。而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时间、民意以及各方背后的力量，谁能坚持到最后。 华盛顿，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外，挤满了焦急的记者。每当有大法官或其助理出现，记者们便一拥而上，追问对罗斯福税收法案行政令合宪性案件的进展。 “此案涉及宪法核心原则，法院正在进行极其审慎和全面的研究…”一位发言人面对话筒，熟练地打着官腔。 “请问何时会有初步结论”记者追问。 “最高法院的职责是正确解释法律，而非追求速度。我们将确保所有法律观点得到充分辩论…”发言人滴水不漏，重复着毫无信息的轱辘话。 “有消息称大法官们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是真的吗” “审议过程是保密的。一旦形成最终意见，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请耐心等待。” 类似的场景一再上演。最高法院用“研究”、“审议”、“谨慎”等词汇，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拖延之网，将烫手的山芋暂时冷冻起来。公众的注意力逐渐被欧洲愈演愈战的战事所吸引，税收法案的争议热度悄然降温。 洛杉矶，特纳庄园 特纳史密斯看着报纸上关于最高法院“仍在研究”的报道，嘴角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将报纸递给霍华德修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特纳的语气带着一丝得意，“最高法的这些老狐狸，他们不敢得罪罗斯福，更不敢得罪我们。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拖。而这，正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 赫斯特皱着眉头，有些懊恼：“但我那‘捧杀’的计策，似乎起了反效果反而刺激罗斯福更强硬地推动法案了。” 修斯也抱怨道：“是啊，现在搞得胡佛那条疯狗都出来咬人了，还威胁我们的议员‘通共’这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特纳摇了摇头，冷静地分析道：“不，你们没看透本质。我最初的目标，从来就不是‘阻止’法案通过。罗斯福决心已定，又有战时民意加持，硬挡是挡不住的。我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拖’！拖延法案全面实施的时间，拖延它对我们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进度！” 他指着报纸：“现在，最高法帮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用‘研究宪法’这个无可指摘的理由，把法案按下了暂停键。罗斯福比我们更着急！欧洲的战火不等人，他的战时预算需要这笔钱，他的政治遗产需要这个法案来奠定。但他现在被最高法的程序拖住了脚步。时间，现在站在我们这边。” 修斯仍然有些怀疑：“可是特纳，罗斯福过去两届任期，面对最高法院的反对（如早期新政法案被裁定违宪），他可是威胁要‘填塞法院’（court-packing）的强硬派！这次他会不会也…” 特纳打断了他，眼中闪烁着洞察的光芒：“今时不同往日了，霍华德。首先，他现在打的旗号是‘战时法案’，直接挑战最高法院的底气不如以前足。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的身体和时间，不允许他再发动一场像‘填塞法院’那样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政治战争了。” 特纳压低了声音，仿佛在陈述一个即将到来的事实：“他的医生肯定告诉过他，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现在最紧迫的任务，不是打赢某一场战役，而是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确保他的新政遗产有人继承，不会人亡政息。在这种时候，与掌握经济命脉的我们进行全面内战，是极其不划算的。他需要稳定，需要顺利交接。所以…我判断，他最终会坐下来，和我们谈。” 华盛顿，白宫 在白宫二楼，富兰克林罗斯福确实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最高法院拖延战术带来的挫败感。他对着地图上欧洲日益扩大的战区和国内停滞不前的税收法案报告，眉头紧锁。 “最高法的这些老家伙…他们是想把我拖死吗”罗斯福对哈里霍普金斯喃喃自语，语气中带着疲惫和一丝无奈，“胡佛的警告起了反效果，现在国会那帮人抱着‘违宪’的理由更硬气了。最高法又不肯给个痛快话…” 他沉思良久，最终叹了口气，说道：“也许…特纳史密斯那些人在等着看我的笑话，等着我屈服。但他们也许没说错，硬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欧洲的局势等不起，美国的战备等不起。也许…是时候换一种方式了。” 罗斯福抬起头，眼中恢复了政治家的决断，但不再是之前的强硬，而是带上了一丝务实的妥协：“哈里，安排一下，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给特纳、摩根、杜邦他们递个话。告诉他们，我愿意就税收法案的具体条款进行…‘磋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停止在国会和舆论上的全面阻挠，并且要保证战时生产的最低限度的合作。我们可以谈谈税率的分级、起征点的设置、以及执行的时间表。” 罗斯福终于意识到，在时间、健康和政治现实的多重压力下，绝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与其在宪法泥潭里与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最高法院的拖延）空耗，不如与看得见的对手（财阀）进行一场务实的交易，用一定的让步换取法案的尽快落地和战时的稳定合作。最高法的拖延战术，阴差阳错地迫使强势的罗斯福，首次在重大国内政策上，真正考虑与他的老对手们坐在谈判桌前。 一场新的、更隐秘的博弈，即将在台面下展开。而这一次，双方都带着各自的筹码和时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