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剧本研讨会上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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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一世，苏芒决心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她抬头望向夜空，星星闪烁，像极了《边城恋》片场那盏挂在渡口边的马灯，温暖而明亮。她知道，属于她的新人生，才刚刚开始。 五月是花开的季节，绿荫如海，一切都显得那么热情洋溢，生机盎然。 华国电影家协会在秦省首府隆重举行“锦鸡奖”、“万花奖”授奖活动。这一盛大的活动，使古朴秀美的名城长安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喜气洋洋，到处呈现一派欢乐的景象。 二十三日晚，“双奖”授奖大会在省体育馆举行。装点一新的体育馆彩旗飘扬，灯火通明，来自各条战线的群众代表二千五百多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连同数以千计的围观群众，使体育馆四周人声鼎沸。 体育馆内，上百盆鲜花簇拥着带有“锦鸡”和“花神”图案的精美别致的巨幅“双奖”会标。主席台前，整齐地排列着二十七个金光闪闪的“锦鸡”和“花神”雕像及美观大方的获奖证书。当四十多位获奖代表及获奖人员走进会场，在主席台对面就座时，全场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颁奖典礼的后台，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苏芒凭借《边城恋》中的何兰一角，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提名。虽然所有人都知道，今晚这个奖项大概率会是另一位小花的囊中之物，但能走上这里的红毯，本身就是一种认可。 她穿着一身简洁的白色长裙，未施粉黛的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微笑，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像一株遗世独立的百合，与周围的热闹喧嚣格格不入。 她不喜欢这样的场合，前世不喜欢，现在更不喜欢。那些虚伪的客套，那些笑脸下的算计，都让她感到疲惫。 “苏芒，恭喜啊。”一个温润又带着几分清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苏芒抬头，撞进一双熟悉的眼眸。夏缘就站在她面前，穿着一件白色条纹衬衫套粉红色的马甲，显得清爽时尚。 “姐姐，也恭喜你！”苏芒连忙回应道。这次评选，夏缘获最佳编剧奖提名。 苏芒立刻站起身，期盼地问道：“姐姐，听说你的小说《托尔斯泰与小村姑》被长安制片厂看中，就要开拍了，我能参演吗” 夏缘摇摇头：“演员要导演定。以你目前的名气，可以主动找上门去试镜。剧本改编，我与导演有些分歧，如果推荐，反而适得其反。” 几天后，长安电影制片厂会议室。一场电影剧本研讨会正在进行。在座的有制片厂的副厂长王文吉、本厂首席编剧陈默、导演谢栩豪、原作者夏缘以及《托尔斯泰与小村姑》摄制组的主创人员。因为本片要再次到天门县拍摄外景，该县副县长罗健也出席了会议。 王副厂长是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他穿着一身熨帖的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身上有股子浓浓的书卷气，却又因常年身居上位而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 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的导演谢栩豪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拿出一沓厚厚的报告，开始汇报剧组的筹备情况。 “王厂长，您放心！我们剧组上下，对《托尔斯泰与小村姑》这个项目，是怀着崇敬之心在创作的！特别是夏缘同志的原作，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他一开口，就先把夏缘高高捧起。 夏缘坐在角落，眼皮都没抬一下。她知道，这不过是客套话。捧得越高，后面的话锋转折才越显得理所当然。 果然，谢栩豪话锋一转：“当然，小说是文学艺术，电影是光影艺术。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存在天然的壁垒。我们剧组的同志们，在忠于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合理的艺术加工。” 他说着，得意地看了一眼首席编剧陈默，似乎在寻求专业人士的认同。 “比如，原作中女主角的家庭背景，略显单薄。我们经过深入讨论，给她增加了一个参军的哥哥。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人物的前史，也让女主角后期的思想转变，有了更坚实的家庭基础和红色烙印！” “还有男主角，原作里对他的批判，我们认为可以更含蓄，更‘艺术’一些。毕竟是公开放映的片子，人物不能太灰暗，要给观众一点希望嘛。所以我们增加了一些情节，表现他内心深处的挣扎和善良……” 谢栩豪说得口若悬河，唾沫横飞。他把那些对原着大刀阔斧的魔改，全都包装成了“艺术提升”和“思想升华”。 坐在他旁边的几个剧组人员，拼命点头附和，仿佛那些馊主意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创举。 罗健端着茶杯，轻轻吹着浮在水面的茶叶，一言不发。他的余光，却一直留意着角落里的夏缘。 那个姑娘，从始至终，都只是静静地坐着，像一尊没有情绪的雕像。可罗健知道，平静的水面下，往往暗流汹涌。 王副厂长一直面带微笑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看不出是赞同还是敷衍。 倒是他身边的首席编剧陈默，眉头越皱越紧。作为专业的文字工作者，他几乎立刻就听出了谢栩豪话语里的浮夸和对原着精神的曲解。 “等一下。”陈默忽然开口，打断了谢栩豪的滔滔不绝。他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冰锥，瞬间让会议室里燥热的气氛降了温。 谢栩豪被打断，脸上闪过一丝错愕和不悦，但还是立刻换上笑脸：“陈编剧，您请指示。” 陈默推了推眼镜，目光锐利如刀：“谢导演，你刚才说，给女主角增加了一个参军的哥哥，来体现红色烙印” “是啊是啊！”谢栩豪连忙点头，“我们觉得这个改编特别好，特别有时代精神！” “那么请问，”陈默的语气平淡，问题却极其刁钻，“《托尔斯泰与小村姑》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七十年代末的湘西山区，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宗族观念和地方文化根深蒂固的环境。女主角彭招娣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恰恰来源于她作为一个底层女性，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对外界、对‘文明’的原始向往和幻灭。你给她硬生生安插一个‘参军的哥哥’，一个如此强大的、代表国家机器的外部符号，不觉得这从根本上破坏了人物成立的土壤吗她还会是那个孤独、卑微、只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一个男知青身上的彭招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