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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东汉） “李斯之智，在‘通时变’；李斯之愚，在‘昧大义’。王莽乱政后，大义分崩离析，咱重建汉朝时，为何不全用分封正因记着李斯‘置诸侯不便’的道理——当年周室封了几百个诸侯，最后演成春秋战国的混战，李斯废分封、行郡县，是看准了‘一统’才是天下安定的根。咱如今虽封了几个子侄为王，但严格限定他们‘不治民、不掌兵’，地方实权全在郡守手里，这便是学李斯的‘集权’，又补了秦朝‘无宗室辅弼’的漏。 可李斯最让咱不齿的，是他‘因私废公’。始皇帝崩于沙丘，他身为丞相，本当率百官遵遗诏、立扶苏，却因怕蒙恬分权，就跟赵高合谋——他忘了，扶苏是社稷之根本，蒙恬是北疆之屏障，丢了根本、毁了屏障，他的丞相之位能保得住吗咱当年在昆阳之战，以数千人破王莽几十万大军，靠的就是‘以大义聚人心’；登基后重用邓禹、冯异，也是因他们‘重社稷轻权位’。李斯若有这份大义，何至于被腰斩咸阳，连‘牵黄犬逐狡兔’的念想都成了泡影他这教训，咱得刻在心里：做大臣的，若把个人权位看得比江山百姓重，纵有天大本事，也是祸国之臣。” 隋文帝杨坚（隋） “朕看李斯，就像看一面‘制度镜’，照见了‘治世’与‘乱政’的分界。当年朕取代北周、统一南北，为何要废九品中正制、行三省六部制为何要重编《开皇律》、统一度量衡正因李斯的教训摆在那——秦朝靠郡县制、统一制度强极一时，却因律法过苛、人心失向而速亡；而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战乱，根源就在‘制度散乱’‘权贵专权’。 李斯定的郡县制，朕沿用了，但加了‘州’这一级，让地方层级更分明；他搞的统一度量衡，朕细化了，连钱币都改成‘五铢钱’，让天下商贸更顺畅。可朕绝不会学他‘焚书坑儒’——李斯以为‘禁言’能稳天下，实则是把读书人逼成了敌人。朕如今开科举、兴学校，就是要让天下有识之士都来为朝廷效力，用‘教化’安人心，这才是比‘禁言’更长远的法子。 再说沙丘之变，李斯的错，不仅在‘附逆’，更在‘失察’——他辅佐始皇帝几十年，竟没看透赵高的狼子野心，还跟他合谋改诏。朕登基后，为何要让三省相互制衡为何要严禁宦官干政就是怕再出‘赵高’，再出‘李斯’。当年宇文赟宠信宦官，差点毁了北周，朕绝不会让隋朝重蹈覆辙。李斯若生在隋，以他的才学，朕或让他掌礼部、管制度，但必让门下省严加监督，绝不让他有‘私相授受’的机会。” 唐太宗李世民（唐） “朕常与房玄龄、杜如晦论历代能臣，每次提到李斯，玄龄都会说‘斯之才，不下萧曹，然德不及半’。这话很中肯。李斯定郡县、统一文字，是‘谋国之策’；可他附赵高、废扶苏，是‘谋身之私’——这一公一私之间，便定了他的成败。 朕当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是为了拨乱反正，不让李建成、李元吉危害社稷；可李斯在沙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不惜让昏庸的胡亥登基。朕登基后，让魏徵当谏议大夫，就是要防‘李斯之弊’——魏徵多次当着百官的面反驳朕，甚至说‘陛下若有过，臣必谏’，可李斯呢面对赵高的阴谋，他连一句‘不可’都不敢说。朕曾问魏徵‘若朕崩后，太子年幼，权臣与宦官勾结，当如何’，魏徵说‘唯选忠直之臣辅政，使权臣不敢专，宦官不能近’——这正是李斯当年缺的。 再说秦朝的律法，李斯制定的《秦律》严苛，连‘弃灰于道’都要受刑，结果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掀翻了秦朝的江山。朕让长孙无忌修订《唐律疏议》，特意减了‘连坐’之罪，放宽了徭役的期限，就是要吸取李斯的教训——律法是为了安百姓，不是为了虐百姓。李斯当年若能像戴胄一样，既懂律法，又懂民心，秦朝也不会亡得那么快。 朕看李斯的生平，最感慨的是‘能臣无德，不如庸臣有德’。一个有本事的人，若把本事用在私心上，危害比庸臣大十倍；若把本事用在公心上，便能造福万世。李斯若生于我朝，朕或许会用他之才，让他掌吏部、定制度，但必派魏徵监督他，让他不敢有半分私心——可惜啊，他生在了秦朝，遇上了赵高，也毁在了自己的私心上。” 唐玄宗李隆基（唐） “李斯的故事，就是一面照妖镜，能照出臣子的‘忠’与‘奸’，也能照出帝王的‘明’与‘昏’。他帮秦始皇定制度、治天下，是‘能臣’；可他附赵高、改遗诏，又是‘奸佞’——这转变，一半是他自己贪权，一半也是始皇帝没把身后事安排明白。 咱开元年间，重用姚崇、宋璟，把大唐治得‘稻米流脂粟米白’，靠的就是‘任人唯贤’，也靠‘防微杜渐’——姚崇虽有‘救时宰相’之名，咱也没让他独掌大权；宋璟虽刚正，咱也常听其他大臣的意见，就是怕出第二个‘李斯’。可到了天宝年间，咱糊涂了，宠信李林甫、杨国忠，让他们独揽大权，最后闹出安史之乱，这跟始皇帝纵容赵高、李斯乱政多像啊！ 李斯统一文字、度量衡，是为了‘安天下’；咱当年开疆拓土、修水利、兴科举，也是为了‘安天下’。可他忘了‘人心’，焚书坑儒把读书人逼反了；咱也忘了‘人心’，苛待百姓、重用奸佞把天下人逼反了。要是早想着李斯的教训，咱何至于从‘开元盛世’落到‘马嵬坡之变’的地步” 宋太祖赵匡胤（宋） “朕当年在周世宗手下当将军时，就听谋士赵普说过李斯的故事——说他是‘制度的巨人，权谋的矮子’。后来朕黄袍加身，登基为帝，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释兵权’，就是怕重蹈秦朝的覆辙。 李斯最错的一步，就是没搞懂‘权力制衡’。他帮秦始皇把相权搞得太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连郡县的官吏任免都要经他手，结果始皇帝一死，他就成了赵高唯一的目标。赵高为什么敢逼他就是因为他手里的权力太集中，既掌行政，又掌监察，没人能牵制他——可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旦倒台，整个秦朝的行政体系就垮了。朕登基后，把相权一分为三：设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尚书省掌执行，还让枢密院掌兵权，三司掌财权，就是要让‘宰相’再也不能像李斯那样，独掌大权。 再说焚书坑儒，李斯当年烧的不仅是典籍，还有‘天下读书人的人心’。朕登基后，大力推行科举，连寒门子弟都能通过考试当官，就是要把读书人的心思拉到‘为朝廷效力’上来——李斯用刀子逼读书人听话，朕用功名让读书人主动效忠，这就是朕和他的区别。朕曾对赵普说‘朕宁可让十个庸才当官，也不让一个有才无德的人掌权’，李斯就是‘有才无德’的典型，他的本事越大，危害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