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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 李善长放下军报，斟酌着词语， “刘太保（刘福通曾官至宋政权太保）此番……确是冒进了。 然其毕竟是我红巾军北系支柱，多年来在北方牵制元军主力，使我等于江南得以从容发展。 如今危在旦夕，若见死不救，于天下义士心中，只怕……” “只怕什么” 朱元璋猛地转过身，目光锐利如刀，盯着李善长， “只怕咱朱元璋忘恩负义，不顾大义 还是怕寒了那些还念着龙凤年号的老部下的心” 他烦躁地在书房内踱步，脚下的靴子踩在青砖上，发出沉重的声响。 “咱何尝不知刘福通有功于反元大业 可他那是有勇无谋！空有热血，不识时务！ 如今元廷虽乱，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那王保保继承察罕部众，兵精将猛，岂是易与之辈 他刘福通不思保存实力，稳固根基，一味猛冲猛打，如今陷入绝境，却要咱去填这个无底洞！ 如今陈善对东南虎视眈眈，我若北上，他必取东南。。” 朱元璋的愤怒并非全无道理。 他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真言多年，默默积蓄力量，直到先后吞并陈友谅（虽被陈善逃脱并延续）、 张士诚大部，才真正崭露头角，成为天下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享受了这策略带来的巨大好处——避免了过早成为元廷的首要目标，得以在夹缝中壮大。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朱元璋，至今在名义上，还是“宋”（韩林儿政权）朝的吴国公，用的是韩林儿的“龙凤”年号。 大义的名分，曾经是他的护身符，如今却成了束缚手脚的枷锁。 刘伯温一直沉默不语，只是轻轻捋着长须，眼神深邃，似乎在权衡着利弊得失。 朱元璋停下脚步，看向刘伯温，语气稍微缓和了些： “伯温先生，你怎么看” 刘伯微微躬身，缓缓道： “国公之忧，在于名实不符，在于救与不救，两难之间。” 他一语中的，点破了朱元璋内心最深的纠结。 “救，” 刘伯温继续道， “则需倾我精锐，北上千里，与元军主力硬撼。 且不说胜负难料，即便侥幸救出韩林儿、刘福通，请问国公，如何安置他们 迎回应天，奉为主上 那国公这些年辛苦打下的基业，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届时，政令谁出 军权谁属韩林儿虽庸碌，刘福通却非甘居人下之辈。 此乃请神容易送神难。 况且，陈善的伪明，一定会趁我军北上，做些动作！” “不救，” 刘伯温话锋一转， “则大义有亏。 天下人皆知国公乃红巾一脉，奉龙凤正朔。 主上危难，坐视不理，必遭物议。 军中那些早年跟随国公、心念红巾旧谊的将领，如郭天叙旧部等，又会如何想 内部恐生裂隙。 而那陈善，如今改国号为‘大明’，俨然以新朝自居， 他若借此机会，高举救援红巾正统的旗帜，在舆论上抢占高地，对我更为不利。 当然他若补救也是有借口的，毕竟他所属北方红巾！ 他可以不救，但我们却无法不救！” 朱元璋的脸色更加难看。 刘伯温的分析，句句戳中了他的痛处。 他尤其在意那个“陈善”。 这小子，不仅抢了他心心念念的“大明”国号，其行事风格更是凌厉诡谲，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自己还在为红巾军内部的名分问题头疼不已，那小子倒好，直接把陈汉的招牌砸了。 另起炉灶，看似数典忘祖，却偏偏凭借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新政和强悍军力，稳住了局面，甚至开始四面扩张。 这种挣脱束缚的魄力，让朱元璋在愤怒之余，竟隐隐有一丝……羡慕 “陈善……” 朱元璋咀嚼着这个名字，语气复杂，“他如今在做什么” 李善长连忙回道： “据探子报，陈善已命其东方、南方两大野战军，八个军的兵力，全力进攻福建陈友定和广东何真。 看样子，是铁了心要打通出海口，将湖南、江西、两广连成一片。” “看看！” 朱元璋又是一阵心烦意乱， “人家可没工夫理会什么小明王、刘太保！ 他爹陈友谅杀了徐寿辉，他继承的是‘天完’、‘陈汉’的法统，跟韩林儿那一系本就若即若离。 他现在自立‘大明’，更是彻底撇清了关系。咱呢 咱当初可是实实在在受了韩林儿的册封！”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朱元璋的崛起，与奉韩林儿为正朔有莫大关系，这让他有了区别于群雄的“政治正确”。 但现在，这份“正确”变成了沉重的负担。 韩林儿和刘福通，就像两个烫手的山芋，不接，是不忠不义； 接了，就可能鸠占鹊巢，或者至少是引来无穷麻烦。 这些话太敏感，李善长和刘伯温低头不语！ 这些话也是他们能听的，别等以后上位找借口给他们算账，他们恨不得把耳朵都堵上。 朱元璋被架在了火上烤，他不想让陈善壮大实力，现在也基本上打了明牌了，小打小闹对陈善根本无效！ 朱元璋来回踱步， “他享受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好处，如今却要品尝这‘缓称王’带来的苦果了。” 朱元璋心中苦涩地想道。 他不想再忍了，他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野心也早已膨胀， 那个“吴王”的称号，早已配不上他掌控的疆域和军队。 他渴望更进一步，称帝。 但韩林儿的存在，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让他无法名正言顺地迈出那一步。 救，还是不救迎，还是不迎 这个问题，如同一团乱麻，缠绕在朱元璋的心头，让他彻夜难眠。 心中权衡着利弊！ 接下来的几日，应天城内暗流涌动。朱元璋连续召见核心文武，密议此事。 以徐达、常遇春，汤和，邓愈为代表的武将，多主张救援。 常遇春败于陈善之手，憋着一肚子火，更是嚷嚷着要南下与明军决一死战，一雪前耻，同时也认为救援小明王是红巾军义不容辞的责任。 徐达则相对冷静，认为救援可以，但需周密计划，不能倾巢而出，以免被陈善或其他势力趁虚而入。 而以李善长为首的部分文臣，则倾向于不救，或者“缓救”。 他们的理由很现实：代价太大，风险太高，而且救回来还是个麻烦。 不如坐视元军与刘福通两败俱伤，甚至暗中希望元军替他们除掉这个“政治包袱”。 刘伯温的态度则更加微妙。 他并未明确主张救或不救，而是向朱元璋又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 “国公志在天下乎亦或仅志在割据江南乎” 朱元璋凛然回答：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自当扫平群雄，驱逐胡虏，开创盛世！” 刘伯温点头： “既然如此，则名分大义，不可或缺，亦不可久假于人。 韩林儿者，昔日之旗号，今日之赘疣也。 如何处理此事，关乎国公未来之气运与格局。” 他暗示，这既是一次危机，也可能是一次机会，一个彻底解决名分问题的机会。 就在朱元璋举棋不定之际，江北再次传来紧急消息： 益都外围据点尽失，城防岌岌可危，刘福通数次组织突围皆告失败，城中粮草将尽。 韩林儿的求救诏书，这一次不再是发给所有红巾势力，而是专门指名道姓，以“宋帝”的名义，恳请“吴国公”朱元璋速发援兵， “拯君父于危难，续宋祚于倾覆”。 这封带着绝望和最后期望的诏书，将朱元璋彻底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不能再拖延，必须做出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