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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案的余波渐渐平息，但它在江南官场投下的涟漪却远未消散。 文贵借着这股“立信”成功的势头，开始推行他酝酿已久的“建制”之策。 此举不再像处置个案那般锋芒毕露，却如春雨浸润，悄然改变着治理的土壤。 首先颁布的是《漕粮收兑则例新编》。这份由朱厚照指导，文贵主导、西苑王良团队提供大量数据支持的新规，首次以官方布告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耗羡”的上限（根据粮食种类、运输距离细分，远低于以往潜规则下的实际收取），详细列出了“折色”银与米的官方换算比率，并明文禁止了“踢斛淋尖”等陋规。 新规还要求，各州县必须在收兑场所张榜公布标准斛斗的样式和容积，允许粮户核对，并设立由总督衙门垂直管理的“投诉木匮”，接受粮户对违规行为的匿名举报。 布告贴出的那一天，苏州阊门漕粮码头人头攒动。 许多粮户挤在布告前，听着识字的人大声诵读，脸上露出将信将疑的神色。而当他们看到官差真的抬出了标准斛斗摆在明处，旁边还放着一个上了锁、只留一道投书缝隙的木箱时，人群中开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这…这回像是动真格的了” “谁知道呢官字两个口，今日说一套，明日做一套…” “可那文总督连陈书吏都办了，或许…或许这次不一样”在老百姓眼里与他们生活相关的才是他们的生活。 “且看看，且看看…” 怀疑之中，也夹杂着一丝微弱的希望。改变，往往始于最细微的信任累积。 文贵深知，徒法不足以自行。 他紧接着以漕运总督的名义，向江南各府州县下发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公文，要求各地必须严格执行新规，并将执行情况与地方官的考成（绩效考核）直接挂钩。 同时，他从自己带来的幕僚和军中抽调可靠人手，组成数个巡查小组，不定期地前往各地收兑现场进行暗访。 这套“明规则+强监督+严考核”的组合拳，初步构建起一个相对清晰的制度框架。虽然胥吏们私下里依旧怨声载道，抱怨“断了财路”，但在文贵刚刚立威、巡查组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明面上的违规行为大为收敛。 漕粮收兑的效率，在经历初期的短暂混乱和观望后，竟因流程的规范而有所提升，民间的不满情绪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疏导。 这一切，都被随行的幕僚详细记录，并通过《京报实务选编》，以平实的笔触报道出去。 文章没有过多渲染，只是客观描述了新规内容、推行过程以及民间的初步反应。这种不夸功、不诿过的务实风格，反而赢得了更多士林中间派的认可。 就在文贵于江南艰难“建制”的同时，京师西苑豹房内，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正在进行。 朱厚照召见了在内阁中以干练务实着称、且对数据和新法并不排斥的阁臣杨廷和。他没有在庄严肃穆的乾清宫，而是选择了氛围相对轻松的豹房数据核算室。 杨廷和步入核算室，首先便被墙上那些挂满“天竺数字”和图表的板壁所吸引。 他早已听闻此物，但如此直观地看到其应用于复杂的漕运、边饷数据分析，还是第一次。 王良在一旁，应皇帝要求，简要地向杨阁老演示了如何利用新数字和图表，快速进行数据汇总和趋势分析。 杨廷和默默看着，眼中不时闪过惊异和思索的光芒。 他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深知治理国家离不开钱粮刑名，而钱粮刑名的基础，便是清晰准确的数目。 “杨先生以为此术如何”朱厚照适时问道。 杨廷和沉吟片刻，谨慎而客观地答道：“陛下，此‘天竺算符’及图表之法，于理财核账、工程预算，确有其便捷直观之利。若用于户部、工部等衙门，处理繁杂数据，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肯定了其工具价值，但也仅止于工具。 朱厚照微微一笑，知道想让杨廷和这样的传统士大夫完全接受还需要时间。他今天的目的，也并非在此。他话锋一转，道：“文贵在江南推行新规，虽有成效，然朕观之，其难处不仅在于规条本身，更在于执行之人，在于考核之制。若地方官员阳奉阴违，或慵懒怠政，再好的规条，亦是一纸空文。” 杨廷和深以为然：“陛下明鉴。吏治乃万事之本。然考课之法，行之有年，积弊亦深，往往流于形式，人情请托重于实绩。” “正是如此。”朱厚照走到窗前，望着西苑内郁郁葱葱的草木，“故朕思之，或可尝试一种新的考成之法。不以虚文评语为主，而以具体实务完成情况为据。譬如，漕运总督衙门下达的‘耗羡’上限、收兑时限等指标，是否达成达成几何地方钱粮账目是否清晰，核算是否准确可尝试用此新数新表，以便核对，减少操纵 …嗯，减少篡改舞弊之空间。” 他提出了一个初步构想，将目标管理、量化考核与新的技术工具结合起来，这已经是现代绩效管理的雏形了。 他清楚，这触动的是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逻辑，比单纯的引入新技术要困难十倍。 杨廷和闻言，心中一震。他立刻意识到了这套想法背后蕴含的、对现有官僚体系的巨大冲击力，以及其潜在的巨大效力。 他沉思良久，方缓缓道：“陛下此念，实为振聋发聩。然…此法若行，牵涉过广，恐非一蹴而就。或可…或可先于漕运、边饷等部分紧要事务中，择一二试点，摸索经验，完善细则，再观后效。” 他没有反对，而是提出了稳健的试点建议，这本身已是一种支持的态度。 朱厚照满意地点点头：“杨先生老成谋国，此议甚妥。此事，朕便交由先生留意，可与文贵、王良等人多加沟通，先草拟一个漕运系统内部试行考成法的条陈上来。” 他将杨廷和拉入了这个改革的核心圈子，既是借重其政治经验和威望，也是为了更好地弥合新旧理念之间的鸿沟。 谈话结束后，朱厚照独自在太液池畔漫步。夕阳西下，将池水染成一片金红。 他知道，制度的变革，远比技术的引入更为艰难，也更为根本。文贵在江南的“建制”，杨廷和在京师的“酝酿”，都只是这漫长征程的第一步。 但他有信心，只要方向正确，步步为营，终能将这古老的民族，引向一条更具活力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