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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六年二月的京畿，土地刚刚解冻。 永安县清水乡的清晨，薄雾还笼罩着田野，村东头那棵百年老槐树的枝桠上，几只麻雀跳来跳去。忽然，“当——当——当——”三声悠扬的钟声从槐树旁的社学里传出来，惊得麻雀扑棱棱飞起。 钟声是生铁铸的，挂在社学门廊下，敲起来声音洪亮，能传遍整个村子。敲钟的是社学先生孟谦，他今年四十五岁，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一手提着钟绳，一手拿着卷书，站在门槛上望向村道。 “孟先生敲钟啦！快走快走！” “二狗子，你书袋呢” “等等我，我娘给我煮了鸡蛋！” 村道上，十几个孩童从各家各户跑出来，大的十一二岁，小的只有六七岁，背着各式各样的书袋——有娘亲手缝的粗布袋，有爹用竹篾编的小筐，还有用旧包袱皮改的包裹。他们穿着半新不旧的棉袄，脸蛋红扑扑的，嘴里呵着白气，脚下踩着泥泞的村道，却个个眼睛亮晶晶的。 社学是去年秋天建成的。三间青瓦房，一间做学堂，一间做先生住处，一间堆放杂物。学堂里摆着二十张矮桌，是村里木匠打的，虽粗糙但结实。墙上挂着两块木板，一块涂了黑漆当黑板，一块贴着《千字文》的拓片。窗户糊着新纸，透进明亮的晨光。 孟谦看着孩子们鱼贯而入，嘴角泛起笑意。他是本乡人，年轻时读过书，考过两次秀才都没中，便在村里开了个私塾，教几个富裕人家的孩子。去年朝廷推行“社学制”，每乡设社学，由朝廷拨钱修建，聘先生教学，孩童免费入学。县里知道他教得好，便聘他做了社学先生，每月给三贯钱、两石米。 “先生早！”孩子们进了学堂，齐刷刷地行礼。 “早。”孟谦走到讲台后，“都坐好，先温习昨日学的字。” 二十个孩子各自就座，从书袋里掏出纸笔。纸是粗糙的麻纸，笔是竹杆毛笔，墨是便宜的黑炭粉调的，但孩子们用得很珍惜。孟谦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春、耕、种、田、禾。 “春耕种田禾。”一个叫铁柱的大男孩朗声念道，“春天耕种，田里长禾苗。” “好。”孟谦点头，“铁柱，你把这五个字的意思讲给大家听。” 铁柱站起来，有点紧张：“春就是春天，耕就是用犁翻地，种就是撒种子，田就是地，禾就是庄稼。” “说得对，但不够细。”孟谦走下讲台，“你们看‘春’字，上面是草，下面是日，草木遇日而发，这就是春。‘耕’字左边是耒（lei），古代的犁，右边是井，井田制时大家围着井田耕作。‘种’字左边是禾，右边是重，意思是重复播种，因为庄稼要年复一年地种……” 他讲得生动，孩子们听得入神。这些农家孩子，很多名字里都带着“田”“禾”“谷”“麦”，但今天才第一次知道，这些字原来这样写，这样解。 识字课后是算学。孟谦拿出一把算筹——那是县里统一配发的，每所社学都有十套。 “今天学加法。”孟谦在黑板画了个田字格，“假如你家有两亩地，一亩种麦，一亩种豆。麦亩产两石，豆亩产一石半，一共收多少” 孩子们掰着手指算。一个叫麦穗的小姑娘怯生生举手：“三石半。” “对！”孟谦鼓励地笑笑，“麦穗算得又快又准。你们看，学会算数，以后卖粮、买布、交税，都不会被人骗。” 麦穗脸红了，低下头，但眼睛里闪着光。她娘早逝，爹腿脚不便，家里穷，本来上不起学。社学免费，她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她学得特别认真，因为孟先生说过，女孩子识字明理，将来能管家，能教子。 上午最后一课是“律法浅说”。这是社学特有的课程，教材是礼部编的《百姓须知》，用大白话讲些基本的律法常识。 孟谦翻开书：“今天讲‘租佃’。假如你家租了王大户的地，说好收成对半分。但秋收时王大户说要六四分，他六你四，你怎么办” 孩子们七嘴八舌：“跟他讲理！”“告官！”“不租了！” 孟谦等他们说完，才缓缓道：“首先，你们要有租契。租地时要立字据，写清租期、分成、交租时间，双方画押，最好有中人见证。有了租契，他改口就不占理。其次，可以找乡老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再去县衙。记住，告状要有证据，空口无凭。” “先生，要是我们不识字，不会写租契呢”一个孩子问。 “所以你们要好好识字啊。”孟谦笑道，“等你们学会了，不仅可以给自己写，还能帮爹娘写，帮邻居写。识了字，明理懂法，就不会受人欺负。” 中午，孩子们回家吃饭。孟谦留在社学，就着咸菜啃窝头。正吃着，门外来了个人——是村里的乡老陈老汉。 陈老汉七十多了，拄着拐杖，胡子花白，在村里德高望重。当初建社学时，他是最反对的：“庄稼人读什么书能当饭吃不如多开两亩荒！” “陈老，您怎么来了”孟谦忙起身让座。 陈老汉不坐，在学堂里转了一圈，摸摸黑板，翻翻课本，最后叹口气：“孟先生，老夫是来跟你赔不是的。” “这话从何说起” “去年建社学，老夫带头反对，说了不少难听话。”陈老汉坐下来，有些惭愧，“可这半年，我冷眼瞧着，孩子们变了。铁柱以前见了人不会说话，现在能帮着写春联了；麦穗她爹说，孩子学了算数，去集市卖鸡蛋再没算错过账；还有狗剩，上次村里张李两家争地界，他跑去把《百姓须知》里关于田界的那段念出来，两家都服气，没打起来。” 孟谦笑道：“孩子们是聪明，一点就透。” “不只是聪明。”陈老汉摇头，“是读书让人明理。老夫活了一辈子，见过太多因为不识字、不懂法吃亏的事。我儿子那年租地，就是没立字据，被东家坑去三成收成，气得病了一场。要是早有这样的社学……”他顿了顿，“孟先生，往后社学有什么事，你尽管开口。村里还有几个半大孩子没来，老夫去说，让他们都来！” 孟谦眼眶一热：“多谢陈老！” 下午的课是实践课。孟谦带着孩子们到村外的田埂上，指着正在返青的麦苗，讲二十四节气，讲春耕春种。孩子们听得认真，不时提问。 “先生，为什么这块地的麦子比那块地绿” “因为这块地年前施了肥。庄稼跟人一样，吃饱了才长得好。” “先生，我爹说今年要试种‘晋麦三号’，那是什么” “那是司农寺培育的新麦种，耐旱，产量高。等种子来了，先生教你们怎么种。” 夕阳西下，社学放学的钟声又响了。孩子们收拾书袋，向孟先生行礼告别，蹦蹦跳跳地回家。孟谦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村道尽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意。 回到学堂，他开始批改今天的作业。铁柱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但很认真，麦穗的算数全对，狗剩的《百姓须知》背得一字不差……他在每个人的作业本上画个红圈，写上一两句评语。 批改完，他摊开自己的书箱。里面除了课本，还有几封书信——那是他在外地的同窗寄来的。一个在江南做县学教谕，信里说江南社学已普及到每个乡，孩童入学率超过五成；一个在边塞做文书，说连戍卒的子女都能在军屯区的社学读书。 “教化之功，润物无声。”孟谦提笔给同窗回信，“今见乡间童子，清晨闻钟而趋学，日暮携书而归家。虽衣衫简朴，而目光清澈；虽笔墨粗陋，而字迹工整。假以十年，此辈成人，必为明理守法之民，知书达礼之辈。盛世之基，正在于此。” 写罢信，天色已暗。孟谦点起油灯，开始准备明天的课。他要讲“水”字，就从村里的清水河讲起，讲河水如何灌溉田地，讲治水的故事，讲《水经注》里的记载。他要让孩子们知道，读书不只是认字算数，更是认识这个世界，理解自己的生活。 窗外传来犬吠声，夹杂着母亲唤儿归家的呼唤。孟谦推开窗，见满天星斗，银河横空。社学的钟静静地挂在门廊下，在星光里泛着微光。 他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牵着他的手说：“儿啊，好好读书，将来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他一辈子也没考上。如今，他教的这些孩子，也许也考不上功名，但他们识字了，明理了，会算数了，懂律法了。他们将来会是更好的农夫，更好的工匠，更好的商人，更好的父亲母亲。 而这，或许就是社学的意义——不是培养几个状元，而是让千千万万普通人，活得更明白，更有尊严。 夜风吹过，老槐树的影子在星光下摇曳。孟谦吹灭油灯，锁好社学的门。钟绳在风中轻轻晃动，仿佛在等待明天的清晨，再次敲响那唤醒整个村庄的钟声。 而在更广阔的帝国版图上，这样的社学有上千所，这样的钟声每天在无数村庄响起。它们汇成的，是一个时代最深沉的回响：当知识不再被高门垄断，当教化深入最偏远的乡野，这个盛世，就有了最牢固的根基，和最绵长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