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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后，张允和获得了参加新编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机会，她非常高兴，也许比起教师来，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更得心应手，毕竟这是耍笔杆子，她的老本行儿。然而不到一年，她的这份喜悦便在随之而来的打击中烟消云散。
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张允和阴错阳差，被人莫名其妙当成了“老虎”，说她是地主，曾分到过两年租，还说她是反革命，要她写交代材料。
后来，张允和在《张家旧事》中提到过这件事，她回忆道：“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吓坏了，交上去两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紧接着，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那时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但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研究’，简直是一种耻辱，刚刚‘得意’过的我被击倒了，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
张允和提到的“夫妻间的信”是她跟丈夫之间的私房信。
由于调到北京，张允和与远在上海的丈夫只能靠通信来维持彼此的联系。她是个什么话都藏不住的人，一有什么事儿，都会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丈夫。一次，她给丈夫写信，曝光了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个小秘密。啥秘密？原来，一个与她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写信给她，说自己已经爱了她十九年了。这事要是换了别人，还不是能藏多久藏多久，可张允和不，她不但跟丈夫说了，还让丈夫猜那人是谁。当然，说白了，还是人家周有光有胸襟，有气魄，不但不气不恼，还跟妻子逗起了乐子，看似一本正经地猜测了起来。
“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这几位仁兄自然是周有光杜撰出来的，看看，人家多幽默。可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幽默在别人看来，却成了特务之间沟通的密语。
审查者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到”眼光，认定这些夫妻间嬉戏的书信中的字母都是特务的代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允和从未蒙受过这种耻辱，女儿天折时她挺了过来，儿子负伤时她挺了过来，而在别人毫无道理地怀疑她对国家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她顶不住了，一时间精神崩溃，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张允和自小就比较瘦弱，原本只有八十几斤，两个礼拜下来，就只剩下整整八十斤了。与此同时，她还得了齿槽内萎缩的病症，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只好请假回上海治疗。这一回，便彻底丢了出版社那份工作，她这个八十斤重的“老虎”，就只好养在家里了。
这次的打击使张允和的元气大伤，过了许久才恢复过来。还好有周有光这个标准的好男人好丈夫，他想法设法把妻子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才使得她重拾生活的信心和乐观的劲头，安心地做起来家庭主妇。这一做，就是整整46年。张允和后来回忆起这件事，心态极好地把自己的遭遇称之为“塞翁失马”，并说：“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现在看来，张允和说得确实没错，因为过了十来年，丈夫周有光便因学术研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被发放到内蒙、宁夏等地改造，她的妹夫沈从文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吃尽了苦头，甚至为此自杀，差点丧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其实，早在1959年，张允和就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被两位权威的医生“判处死刑”，认为她随时都会死掉。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她依然神采奕奕地活了下去，并做了很多事情。我想，这除了类似那次“塞翁失马”的运气之外，与她本身的那种坚忍不拔、勇敢乐观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
张允和曾在著作《最后的闺秀中》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迫害，尽管是些辛酸的往事，在她写来却也并不尽是悲愤与伤怀，甚至还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险关头，想到一些有趣的事。”
比如在《小丑》一文中，张允和就写到一个故事。
有一次，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闯进她家里，要她“交代”问题，他们给她五分钟的时间未考虑。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她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心想他们一个是白脸的赵子龙，一个是黑脸的猛张飞，于是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的几次小丑，然后回到眼前的现实，想到自己现在又是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五分钟时间到了，两个小伙子一声喝令，该交代了，她想，“如果再给我五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看看，乐观如是，而且是在那种遭受压制与迫害的情境之下，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或许也只有她张允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