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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上海解放，许多知识分子去了港台或海外。苏青却固执地留了下来，对友人的邀请她一一谢绝，说自己的家在上海、根也在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也报了名，想通过学习在新政权里谋一份新的职业。
鉴于她的“历史问题”，文化局没有录取她，后来还是夏衍出面说项，苏青才得以进入学习班。
苏青有着深厚的国文功底，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此后的几年年，苏青兢兢业业，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越剧剧本，如《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和黛玉》等。
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因为“苏青”这个名字实在让剧团觉得尴尬。更具黑色幽默的是，苏青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场场爆满，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苏青少了昔日的傲气，默默接受了生活带给她的一切，曾经风头无两，何必在乎现今点滴浮名？在敏感的时代，什么都是浮云。可惜收敛性格并没给她带来好运，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更好地塑造司马迁的形象，真诚地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接着，1955年爆发了“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有人在贾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因此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等到查清她的确与贾植芳只是在做学术上的探讨，在监狱待了一年半的苏青才被放出来。
接下来的历次运动，苏青更是饱受折磨，她失去了工作，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向自己的几个孩子求助，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苏青的大女儿李崇孟生活在温州，从小是祖父母养大的，对苏青感情较冷漠；二女儿李崇善，苏青很不喜欢她，心情不好时经常拿她当出气筒。李崇善对母亲也没有好感，成年后到国外读书，再也没回来。
三女儿李崇美与苏青很亲密，一直跟在母亲身边。苏青唯一的儿子李崇元十几岁就被迫离开母亲，在外地当工人接受“再教育”，“文革”晚期才回到上海摆地摊。
苏青一天天衰老，身边只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孙，祖孙三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每当女儿去上工，小外孙上学，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扶着支离的病体，侍弄几盆花草，消磨残年。这时她几乎和外界隔绝，平日里来看望她的，只有当年《女声》半月刊（1932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夫人王立明所办）的主编王伊蔚老人。
苏青也常写信给她，语句落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开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也许上苍可怜这个乱世才女，苏青步履维艰地挺到了上世纪80年代。1981年，病中的苏青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书”的《结婚十每》，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
她曾在《归宿》中说：
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苏青身后萧条，火化时，仅有几个子女与亲人在场。三年后，她的次女崇美和小外孙去美国，带走了她的骨灰盒。
张爱玲的作品被后世研究者从故纸堆翻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蓦然发现，当年的上海滩，还有一个才女名嫒，叫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