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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线衣，蓝布裤子，短头发，一绺毛绒绒的胡须。此刻的俞建社，正坐在定西发往柳园的列车上。
他是仓皇出走的。之所以说仓皇出走，是因为他未经大队、公社批准而私自外出。没有大队、公社批准私自外出，一旦抓回，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俞建社已经有了八年农龄，这样说听起来可能有些不习惯，但是联想到工人可以说工龄，解放军可以说军龄，也就说得通了。八年的辛苦劳动，他经受住了锻炼。扁担、水担、尖担的十八般武艺再也难不住他了，他成了松柏峪名副其实的男人。想起第一次担麦子的狼狈劲，他就忍不住发笑。嗨，要说这农村活，就得凭一股子力气，窍道是有，没有力气窍道也不管用！
“我难道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俞建社的脑海中一直翻腾着这个问题。
去过阿克塞的人说那里收入不错，缺少识字人。进入初夏，天气渐暖，俞建社准备动身前往。娘是前一天才得知消息的，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二十二年了，儿子一直生活在她的身边，没有去过远地方。一提说要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去谋生，就让她提心吊胆。娘一边揣摩儿子的心思，一边试探着问，“广爷川那边有个女娃，我托人说媒，女娃愿意，就看大人了。”
农村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凡是父母有办法的都已经完婚了。在娘看来，父母对儿子的义务莫过于娶儿媳妇进门。娃他爸不在人世了，这个义务就得自己一人承担。给建社提过的亲事有几十个，结局都是一样的：娃娃好着呢，大人是个现行，女子进门就进了孽坑。
“娘，不要把这事一直放心上！你把我抓养大，对我就尽到义务了，成家那是我自己考虑的事。我有前程，跟我的女娃排队哩；没有前程，就是有女娃跟，我也不畅快！”
自打得知儿子要出走的消息，娘就一直把泪水强压在鼻腔里。儿子跷出门槛后，她强忍了好长时间的泪水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建社鼻根一个劲儿地发酸，使劲抑制着没有让泪水流出来，一句话也不敢说。他知道，如果这时自己开口说话，就等于打开泪水的闸门，就会和娘抱头大哭，就会使自己的西行计划泡汤。
火车上的时间实在漫长，左邻右舍都是生面孔，过道里站着爬车（不买票）的农民，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座位，只要空出位子，马上坐上去，哪怕是一分一秒，也让僵硬的身子放松一阵。有人头枕在行李卷上，睡在过道里，取水或解手的乘客走过时也懒得起身，“从头上跷过去，没事！”有人头伸进硬座底下，身子露出在外，为了合上一阵眼皮，宁愿座位上的人踩踏在自己身上。脚汗味、旱烟味飘散在车厢上空。
火车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在乌鞘岭上吃力地爬着。窗外，百草不生的荒山换成了白雪皑皑的雪山，冷空气钻进车厢。俞建社披上汗衫，翻开《***选集》，认真地读了起来。两个硬座之间的搁板上，放着他的那本翻得已经发毛的《新华字典》。多年来，他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白天干活再苦再累，晚上都要看家里仅有的书本《***选集》。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不了解的历史典故、重大事件就请教致祥和岁旺，如果他两个都说不上再请教俞紹乐。娘看他苦苦用功的样子，于心不忍，“早点睡去吧，辛苦了一天还看书！看书有啥用呢？不看你紹乐爸，人家都是大念书人，孩子和你一起上的学，早都撂过手了。”“娘，百姓百姓，各性不同！你咋不看致祥他爸呢,人家咋就不停儿子的学业呢?”“不停又能咋样？致祥因为看老书连老师都当不成了。原来他爸一个戴帽子，现在他也戴帽子，年纪轻轻的，让这娃咋活人呢？”“只是不让教书，咋能说戴帽子呢？人家致祥不承认自己有错，前几天还给公社党委写信，要求恢复他的教师呢！娘，我爸留话要我好好念书。他没上过一天学，靠扫盲当了会计，我好歹还是个高小肄业生，我就不信学不下知识？”“还说你爸呢，他如果不是识几个字，这会子还有一条命呢！”娘说到伤心处，又是哭天抹泪的。
过道里、硬座下的人忽然不见了，车厢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列车长带着两个乘警，不但查车票，还查证件，查介绍信，没有车票的补票，没有证件没有介绍信的，集中遣送回家。俞建社哪有介绍信？他还没有想出应对的办法，乘警已经来到面前，示意他出示介绍信。
列车长摆了摆手，“下一个！”又低声对乘警说，“你也不看看对象，拿着字典学《***选集》的人能是流窜犯？”乘警吐了一下舌头，去查下一个了。
列车到达柳园站已是黄昏。这是甘肃境内的最后一个火车站，新疆自治区动植物检疫人员登车进行完例行检查后又下了车，列车抛下到达目的地的旅客，呼啸着向西北方向继续驶去。囊中羞涩的俞建社，原计划的费用只有交通费，没有住宿费。莫说没钱，就是有钱，没有介绍信住旅馆也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阿克塞在什么方位，几处打听都没人肯讲。柳园镇到处张贴着“打击流窜犯”的白纸黑字标语，有几个橱窗里还张贴着遣送流窜犯的照片，连空气都紧张得让人感到窒息。俞建社找到一个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办公室，和工作人员搭讪几句，凑到地图前，从兰州找起，武威，张掖，酒泉，还没找见柳园，工作人员已经发话了，“你是哪个单位的，介绍信呢？”看一下地图都要介绍信，俞建社只得悻悻而走。
柳园车站候车室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全是掏不起住宿费和没有介绍信的农民。早来候车室的人先入为主地睡在长条椅上，后来者席地而眠。吃了随身带的炒面，喝了车站供应的开水，找了一个不显眼的墙角，俞建社打开自己的简易行李卷睡下了。不知何时，小腿一阵剧烈疼痛，有人用木棒敲他，是柳园镇的民兵小分队盘查流窜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建社只好硬着头皮面对了。
“有介绍信吗？”为首的棒棒队问。
“没有。”可能他是第一个没有介绍信的人，候车室的空气突然像要爆炸一样，候车的旅客纷纷围了过来。“我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他从挎包里掏出《***选集》，取出夹在书中的一张纸片，凝固了的气氛似乎有所缓和。
“你是什么人？”棒棒队员问。
“学生。这是我的高中毕业证。”
“没有钢印，怎么证明是你？”
说老实话，俞建社不知道钢印是怎么回事，“这是《西陲文艺》杂志社给我的来信，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你看，上面有我的家庭地址，姓名。”临行前想好的这套预案还真管用。来信是俞致祥的，高中毕业证也是俞致祥的，只有照片是俞建社的。
“对不起，对不起！”棒棒队的人去查别的旅客了。
好险啊！再来一拨棒棒队咋办，一个电话通到松柏峪泰山庙院大队部，就只有被遣送回家的份儿了！此地不宜久留，俞建社卷起行李来到一个停车场，正好有一辆卡车驶出，他一个箭步跳上了车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