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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话，适低头看了看记录了七页纸的律令，心中想笑，脸上表情终究不变。
靠嘴讲道理有时候是没用的，适心说就让你们还抱有幻想的国君来亲自叫醒每个还做着梦的人吧。
有些话他既觉得没用，也是一部分墨者也认为或许和国君贵族们讲清楚了道理他们也会这样做。
墨子是对此抱有一定希望的人。
他讲过很多诸如楚王好细腰、越甲蹈火海的故事，即便屡屡碰壁只有守城的时候国君们才能想到他，可他还是想要去试试。
适既然连墨子都无法说服，也就更不试图去和民众们说清楚。
此时土地尚多，还不到人口极限的时候，生产力低下日子过得苦，只属于患寡的苦，还不到患不均的地步，矛盾不尖锐，这种幻想总是存在。
听着万众的希望，想着一部分墨者也希望如此，适点头道：“这个我们会和君上劝说的，许是可以的。”
他也没问万一不行怎么办，还不是时候。
又道：“我们墨者此次来，就是为了行义。我们希望税赋不变，而亩产增加。新的种子、耕牛、谷物还有许许多多新的种植技法，你们已经听过或是见过，总是可以的。”
“马上就要秋季了，收了这一季后，便可种植宿麦。麦粉你们也已经吃过，商丘村社种植过宿麦的人你们也问过见过了。请求国君的事，要等明岁缴纳税费的时候再说。”
又一次提及起了希望，民众又想着或许国君真的可能会同意他们的请求，心中更喜。
适见状，暂时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
在时隔一天半之后，再一次用希望让众人兴奋，随即继续讨论起各种可能的犯罪和律令。
这其实和秦律差不多，只不过秦律走的是上定法、吏传法、民以吏为师，从而自上而下地上下同义。
这里走的是民定法、民推吏、民以墨者为师，从而自下而上地上下同义。
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上，到底是什么？
这是墨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且是首要问题，现在已经靠上即为公意、公意未必是君这个变动给解决掉了。
如今看起来结果似乎和秦变法是一样的，不过三五年后便会大不一样，民众的想法也会完全不同。
也省去了为吏者向民众解释律令的阶段，可以更快速度地实行，而且民众本身也是乐于接受的。
暂时还用不到这些人打仗、或是保卫他们自己得到的生活。
所以也就暂时不需要秦律中的各种严苛的征调、服役等规定，墨者也暂时没有这方面的合法性，所达成的信任也还不足以如此，外部条件数年之内也不至于你死我活。
大部分都是些民法的内容，暂时不涉及到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内容。
因而律令虽然繁琐，但第三日基本上也说不出什么情况后，最终也只是不过十二张纸。
其中还有整整两章属于理论和指导性的宪，而不是具体的法。
众人或称其为十二草帛法、或称其为沛邑万民法，以作为平日的称呼。
在讨论完律令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成立了政之府。
按照之前考察的情况、人口的分布、村社的构成、未开垦的土地等，将整个沛邑地区墨者所能控制的范围分成了五个乡、十八个亭。
合计有啮桑乡、沛泽乡、南山乡、泗水乡、沛郭乡，如果明年一切顺利，还可能要做一些类似于集村并屯之类的事，暂时做不成也就先不提。
前四个乡基本都选在了墨者深入其中、已经得到民心的村社，最后的沛郭乡就是墨者在沛邑之外的那片土地，以沛郭这一乡作为整个沛邑非宋国政权的并行自组织的中心。
十八个亭会按照之前的设想，建设水力磨坊。一旦今年宿麦收获，这十八个亭就可以在物质上成为周边村社的中心。
每个乡的中心，都会建立起一个小型的榨油作坊和名义上为了祭祀、但实际上是为了集会的中心，同时墨者又会将许多必须的生活物资安排到这里销售，从而在经济上控制各个乡。
油除了食用之外，将来墨车、双辕马车牛车之类的在各村各亭逐渐增多后，也需要润滑。
黄豆、菜籽、麻籽、将来的棉花、胡萝卜籽、蓖麻等一些不可以食用的油类也可以压榨。
各个乡亭也会用来传授新的种植、发酵粪肥、回收厕硝等。
前几日适与墨子讨论的学校问题，考虑到现在墨者之中能当老师的人不多，所以不要说每个亭普及，连每个乡都有一个都不可能，只能最终在沛郭这一处墨者聚集的地方建立一处。
法约虽然约定、希望也已经给出，可是墨者现在所得到的信任还不足以支撑做更多的事，最起码要到明年五月麦收之后。
以这种已有的信任为基础，能做的也无非是在种植完宿麦之后，集结众人之力，先建立起亭政府、乡政府、磨坊、集市等这些不需要太费力、同时又是各个乡亭都能得利的建筑。
至于修路、挖河、修水渠、水利工程这些，暂时还不可能做，因为墨者暂时只能靠信任，也不可能太早把这些信任用光。
《史记》曾说，民有三不欺。
所谓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
子产是郑国执政，背后有家族有实力，用张弛并用的手段，眼光敏锐，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用的无比娴熟，民众无法欺。
开田洫、处置私田之始，人人咒骂恨不能雇刺客杀掉；但是子产实力雄厚挺住了，结果后来人们又称赞，他死的时候痛哭。
宓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民不忍欺这个要考虑民的民是什么涵义。
宓子贱和本地大族交好，这个民具体是哪种民有待商榷。据说其在单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显然是得到了本地豪族的支持。
后齐鲁交战，经过单父。单父的公田中的麦子要成熟了，本地人便说反正也要被齐人抢走，不如让当地百姓收割回去吃掉，宓子贱并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助长人不劳而获的风气……因为这公田的麦子不是普通百姓的，所以宁可给敌国吃掉也不能给百姓，以免百姓盼着敌人再来。齐人掠夺麦子做军粮非常爽，宓子贱也因此被传颂千年被认为这是儒生君子的长久打算，若民是此民，实在难以理解何以会不忍欺。
至于此时正在魏地治邺的西门豹，则真是民不敢欺。
刚去便借用祭河伯事，杀了一批，背后有要变法的魏斯撑着、邺地又是卡在赵都中牟和另外大邑邯郸之间的重地，这一手段让当地大族不敢欺，敢欺就会让他们见识下变法后的暴力机器。
后修漳河水利，西门豹直接就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民众愚昧，他们乐于见到成功，但是不能和他们讨论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三不欺，其实都可以用，只不过在沛邑的民，并非是这三不欺中所说的“民”，因而用法也就大为不同。
暂时可以让乡民不忍欺、豪民不敢欺、族民不能欺。
将民的概念分清楚，才能成事。
西门豹的话看似很有道理，然而他说经历的很多事已经证明未必对。
真正和百姓讲清楚这是为了他们利益、并且有足够信任的时候，兴修水利这种事只要引导人民还是乐于做的。
而沛邑政之府的特殊性质和为今后计的打算，也决定了只能这样做而不能学西门豹用强制手段，至少今年不现实。
适相信，如果今年冬小麦种植成功、牛耕垄作发酵粪肥技术推广、明年新作物的种子足够各个乡亭都分到一批后，这种信任加上讲明白众人得利的结果，便足以用来修水利、建冶铁、成立军队等事。
如今这个名义上的沛邑政之府，是独立于宋国的民间自组织，只有自组织的法理，看似脆弱。
但因为宋国并未变法，法律也还是贵族秘密法而无成文法，所以这个并行于宋国管辖的自组织会成为沛邑乡社的真正政权。
这些乡亭的村民，一旦发生了什么纠纷，本就是村社内自行解决，现在有了这样的组织，既然会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地方。
适很熟悉这种情况，就像是他前世所见到的那些秘密传教的乡村，一旦有什么事都是在内部解决，基本不会去寻找真正的基层组织。
此时更为方便，宋国根本不曾变法，也就根本不可能拥有秦变法之后的基层组织机构，更是畅行无阻。
这看似是并行，实则就是从无到有的建立。
这种自组织模式，暂时不会招致贵族反对。
墨子不是沛邑宰，所以没有对沛邑的全部治理权。
但一城一邑，终究是人而不是城邑本身。
所以这种自组织的乡亭首脑，即便不是宋公明确指定的沛邑宰，可却是有实而无名的真正沛邑宰。
沛邑城内的事，墨者暂时不管，还不到时候，楚人还没有正式出兵。
鉴于五乡十八亭已经分好，也需要一个拢阔五乡十八亭的上级机构。
若叫邑，又容易在称呼上惹贵族不满，所以墨者们选用了一个楚人已用、但是中原还未普及的称呼：县。
民众们一致同意将墨者整体，作为县政的负责人，作为沛邑万民法与签契之民之间的中介执行者。
同时又仿照管仲改革的叫法，墨者之中选出了五个乡长的候选人，以等额选举的方式，让这五人一一讲清楚自己的能力、擅长、才能，基本全数通过。
再用同样的方式，墨者内部提供了十八名亭长的名单，也是全数通过。
这二十三人，虽不是墨者七悟害级别的人物，但也都是贤能之人。
至此，从第一天相聚到现在已过了六天，一个大致的拥有政府职能的县级机构算是简单地搭建起来。
民法有了、耕牛已准备、秋天马上要到、新作物的种子差不多可以让每亭都种植一些、政权也算是简陋搭建起来，剩下的只是顺水行舟一般，让所有的民众在他们约定的法约上签名、摁手印并借此编户齐民。
一旦手印摁在了沛邑万民法之后的纸上，墨者在此行义的法理算就算是彻底获得。
一方面是有旧体系国君贵族的允许，另一方面则以万民相约之法得到了民众的允许。
前者随时可能反悔，但后者则只会越发支持。即便前者反悔，那也无所谓，到时墨者仍旧是沛邑城外的无冕之君。
至此，墨者才算是真正拥有在沛地行义的资格和基础。
如此一来，第七天的事也就顺理成章：墨者守城之术中，本就是重刑罚震慑的，只以怀柔行义并不足够，所以那些巫祝便可以成为刑罚震慑的样本。
淫祀、活祭、敛财、触怒鬼神等等这些，都可以挑动民众的情绪判处这些人极刑，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样东西——他们敛财所得的那些钱，是民众所希望和喜欢要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