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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吐出的那张纸还躺在桌上，新的银行卡号像一道未解的密码。余罪盯着它看了三秒，抬眼看向安怡：“这回不靠资金流了，得从人入手。” 安怡没说话，手指已经在键盘上敲了起来。她把北欧生命科学联合研究院那篇论文重新调出来，标题冷冰冰地挂在屏幕上。她点开引用列表，一条条往下扫。 “db-Ω编号出现在四篇后续研究里。”她说，“全由不同国家的实验室发布，但资助方一致。” 余罪凑近屏幕：“说明这个研究院不是孤例，是个网络。” “而且是闭环网络。”安怡打开另一个窗口，登录学术数据库，输入周振华和李媛的名字。结果寥寥无几，除了那篇核心论文，再无其他公开记录。 “像被清理过。”余罪说。 “正常离职不会抹掉所有痕迹。”安怡合上笔记本，“我认识一个丹麦法医学会的人，去年在哥本哈根年会上见过一面。他们和北欧这家研究院有合作项目。” 她拨通视频电话，对方接得很快。安怡用英文简单寒暄几句，转入正题，问起周振华团队的情况。 通话持续了不到五分钟。挂断后，她转头对余罪说：“这批人参加过一个叫‘theta-control’的实验，内容涉及行为干预和神经反馈调控。他们在德国汉堡一家私立神经研究所接受过统一培训。” “培训”余罪挑眉，“不是进修” “课程周期六个月，封闭式管理，不对外公开。”安怡补充，“负责人是个叫弗兰克的德国人，背景复杂，曾因伦理问题被大学除名。” 余罪冷笑：“听起来不像搞科研的，倒像是在练兵。” 安怡点头：“人员输送链的第一环找到了——培训基地在汉堡。” 她立刻调出国内近十年生物医学领域出国进修的备案名单，筛选关键词：神经科学、德国、私人资助项目。系统跳出二十多个名字。 她继续过滤，剔除公立医院常规交流项目，留下那些辞职后去向不明的学者。最终锁定十二人。 “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安怡放大表格，“全部在离职前三个月内，有过一次短期出境记录，目的地都是汉堡。” 余罪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画下三条线： 第一条写着“资金流”——康宁生物恒信资本蓝渊信托北欧研究院。 第二条是“技术流”——nx-7成分db-Ω芯片神经抑制剂活体实验。 第三条他重重写下：“人员流”。 “现在这条线也通了。”他说，“有人负责研发，有人负责执行，还有人专门负责输送人才。” 安怡打开地图软件，将那十二名失踪学者的最后登记住址标上去，再叠加他们回国后的通讯基站轨迹。画面逐渐清晰——多人活动范围集中在城郊大学科技园一带。 “这里有问题。”她指着一片灰色区域，“没有公开的科研机构注册信息，但电力消耗异常高，近三年新增了五条专用供电线路。” 余罪眯眼：“搞地下实验室” “不止。”安怡切换到教育系统外聘专家备案库，输入关键词“海外访问”。一条记录跳出来：滨海医学院教授陈国栋，三个月前申报接待“国际神经调控学术团”，经费来自私人捐赠。 她点开陈国栋发表过的论文，一篇三年前的合作研究中，李媛排在第二作者位置。 “接应点找到了。”余罪立刻调取通讯记录。 系统显示，陈国栋每月十五号凌晨一点左右，会拨打一个未实名登记号码，通话时长不超过两分钟。基站定位始终在大学科技园某栋老实验楼附近。 “定时联络。”安怡说，“不是偶然接触。” 余罪抓起外套：“查他的社交圈，看有没有其他人牵连进来。” “等等。”安怡没动，“还有一个漏洞。” 她打开海关出入境记录查询接口，输入陈国栋的名字。近两年他没有出境记录。 “问题来了。”她说，“他怎么和国外团队保持联系如果只是传递信息，为什么不走加密渠道反而用这么原始的方式打电话。” 余罪停下脚步：“你是说……他不是主脑” “他是中间人。”安怡推测，“真正的核心人物藏得更深。陈国栋可能只是负责提供场地或掩护身份。” 她调出滨海医学院近三年设备采购清单，发现一笔异常订单：一台低温磁共振成像仪，价值八百万，申报用途为“老年痴呆早期筛查”，供应商是境外企业，代理公司名为“海煋科技”。 “又是这家公司。”余罪咬牙。 “但它只是壳。”安怡翻出之前的股权图谱，“实际控制人通过离岸信托持股，层层嵌套。不过……”她停顿了一下，“采购合同上有签字人名字——林志远，滨海市医疗器械评审委员会成员。” 余罪立刻搜索这个名字。林志远，五十岁，曾任市卫健委科技处副处长，现任多家生物科技公司顾问。 “人脉够广。”余罪说，“能批项目，能过评审，还能搭上线。” 安怡继续深挖，发现林志远三年前曾带队赴德国考察医疗创新项目，行程中包括参观汉堡那家私立神经研究所。 “时间对上了。”她说，“他不是偶然参与的。从那时候就开始铺路。” 余罪坐回椅子，盯着白板上的“人员流”链条。 “培训一批人，送回国，找个教授当接头人，再找一个官员做保护伞。”他低声说，“这套流程走了不止一次。” 安怡点头：“十二个失踪学者，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们回国后未必都进了实验室，有些人可能直接成了政商界的‘测试目标’。”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余罪忽然问：“你能确认这些人是不是都被注射过nx-7” “不能。”安怡回答，“但他们的职业轨迹太相似——突然离职、消失一段时间、再出现时性格大变，工作风格变得极端理性，情感表达减弱。” “就像被重置过。”余罪喃喃。 安怡打开一份内部医学报告摘要，是之前从实验室带回的数据分析结果。她指着一段神经突触变化曲线：“这种模式只会在长期接受外部信号干预的情况下出现。如果是自愿研究，会有伦理审批记录。但他们没有。” 余罪猛地站起来：“所以这不是科研，是改造。” “是的。”安怡声音很轻，“他们把人当成可编程的终端。” 余罪抓起手机，准备召集外围侦查组。 “等等。”安怡叫住他，“还有一件事。” 她把那份“人才流向热力图”打印出来，递给他。图表上，十二个红点连成一条清晰路径：从国内出发德国培训归国潜伏接入科技园网络。 “找到这个链条的起点。”她说，“就能切断整个输送系统。” 余罪接过纸张，手指划过那条红线。 “起点在哪” “最早的一个人。”安怡指着最左边的标记，“2016年，中山医院神经外科医生赵明辉，公派进修后辞职，从此失联。他是第一个。” 余罪眼神一紧：“查他家人，查他当年的导师，查他回国后的第一通电话打给谁。” 安怡已经动手调资料。 十分钟后，一条信息弹出：赵明辉回国当天，曾前往滨海医学院附属医院参加一场内部研讨会，主持人正是陈国栋。 “又是他。”余罪冷笑。 更关键的是，会议签到表上还有一个名字引起了注意——王培忠，时任市卫生局科技处处长，现已调任省医药行业协会秘书长。 “又一个官员。”余罪说，“这条线越扯越大。” 安怡继续翻阅会议纪要，发现当天讨论的主题是“脑机接口临床应用前景”，而赵明辉做了十分钟发言，内容涉及“神经信号远程调控可行性”。 “这不是学术会议。”余罪说，“是面试。” 安怡点头：“他们在这里挑选合适人选，然后送去培训。” 余罪把热力图折好塞进口袋：“我现在就带人去查科技园那栋实验楼。” “别急。”安怡拦住他，“陈国栋今晚应该会有联络。我们先盯住他的手机，等信号出现再行动。” 余罪想了想，点头：“你负责监控通信，我让技术组准备好无人机和红外探测设备。” 安怡坐回电脑前，重新接入基站监听系统，将陈国栋的号码设为优先追踪目标。 屏幕右下角时间跳到23:47。 余罪站在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 突然，安怡出声：“他拨电话了。” 余罪立刻转身。 通话接通了，只有短短九秒钟。 安怡迅速锁定信号来源——大学科技园b区3号楼，地下一层。 “就是那里。”余罪抓起装备包，“通知突击队，十分钟后集合。” 安怡没动，还在查看数据包细节。 “怎么了”余罪问。 她抬起头：“刚才那通电话，信号强度异常。不像普通手机发射。” “什么意思” “像是从屏蔽环境里发出的。”她说，“那里有防干扰设施。” 余罪眼神一沉：“说明他们知道我们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