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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李文远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再次独自一人来到圣彼得大教堂。这次，他找到董建吾，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忧郁和迷茫。 “神父，我心里……很苦恼。”他开场道。 董建吾将他引到一处相对安静的告解室或休息处，温和地说：“孩子，主会倾听每一个迷途羔羊的心声。你有什么烦恼，可以向我诉说。” 李文远开始“倾诉”，他用精心编织的、充满隐喻的语言： “神父，我……我找不到家了。”（组织） “我的家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漫山遍野都开着红色的花，非常漂亮。”（红色根据地） “我离开家已经好多年了，有时候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在北方，冰天雪地的，找不到爹娘，就哭着醒过来。”（暗示东北抗联的困境） “我在外面，吃不饱，穿不暖，还总是受人欺负。”（抗联的艰苦） “我……我想找我娘，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渴望与党中央联系） 他的话语断断续续，充满“游子”的真切痛苦，但核心信息——寻找“红色”的“家”和“母亲”（党）——对于知情人来说，已经足够清晰！ 董建吾静静地听着，面容依旧慈和，但那双深邃的眼睛里，却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锐利光芒。他听懂了！这个年轻人言语中的暗语，分明是党内同志或者与党有深厚渊源的人才会使用的！但他非常谨慎，自己在上海的使命极其重要，身份绝不能暴露。 他没有立刻接话，更没有表露身份，而是用普世的神学话语安慰道：“孩子，不要灰心。主的指引无处不在。或许你的家人也在寻找你。保持信心，遵循你内心的声音，主的恩典会为你指明道路。” 这次会面，在看似平常的宗教安慰中结束。但两人心中都已波澜起伏。 当天夜里，董建吾通过极其秘密的渠道，将这次不寻常的接触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今日有一陌生青年前来教堂，言语中多次使用隐喻，疑似寻找组织。自称来自北方，处境艰难，思‘家’心切。其人身份不明，动机待查。请求指示。” 很快，上级的指示传回：“此人情况特殊，予以关注，可进行初步接触，但务必谨慎，仔细甄别其真实身份和意图，严防特务渗透。” 一条潜在的、连接东北抗联与党中央的秘密通道，就在这上海教堂的轻声低语中，悄然开启了一丝缝隙。 三天后，李文远怀着更加急迫的心情，再次踏入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天，他知道，在中国的西北古城西安，正发生着一场即将震动全国、改变抗战格局的巨变。 他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与董建吾的这次会面上。 教堂里似乎比往常更安静一些，一种莫名的肃穆感弥漫在空气中。李文远找到董建吾，继续他“寻母”的倾诉，言辞更加恳切，带着一种近乎绝望的痛苦。 董建吾这次问得更深入了一些，他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判断真伪：“孩子，你说你找不到母亲了，那家里……还有其他亲人吗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找到你的母亲。” 李文远知道这是关键的试探，他按照事先想好的说辞，压低声音，用只有两人能听清的音量说： “有……家里还有位大哥，叫张贯一（杨司令曾经用的名字），还有一位三哥，姓赵（赵司令）。他们都在北方做……做很大的‘生意’。” 他顿了顿，语气充满忧虑：“只是他们离开家太久了，现在他们在北方的‘生意’虽说艰难，但还能勉强维持。可是……有很多人看他们不顺眼，想方设法要把他们的‘生意’给毁了啊！” 董建吾虽然不认识远在东北的杨司令和赵司令，但他从这清晰的姓氏、排行以及“在北方干大事”、“生意被破坏”的隐喻中，已经基本确定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确实与东北抗联有着极深的渊源！这可不是普通的地下工作者能掌握的信息。 董建吾的神色更加凝重，他需要最终的确凿证据。“孩子，口说无凭。你既然说他们是你的兄长，你可有什么……你母亲或者兄长留给你的信物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 李文远心中一动，想起了最珍贵的物件。他小心翼翼地从怀里，实则是从空间取出掏出两把保养得很好、却带着战斗痕迹的手枪。一把是赵司令送给他的配枪，枪柄上清晰地刻着“赵xx”三个字，旁边还有四个更显豪气与决然的小字：“抗日救国”！另一把是夏云杰送的，也带有标识。 他将刻字的一面展示给董建吾看，声音哽咽：“这是我三哥……临走时留给我的，说见枪如见人……让我一定要找到娘……” 董建吾看到那“赵xx”和“抗日救国”的刻字，瞳孔猛地一缩！ 这东西做不了假！这种高级指挥官的随身配枪，尤其是上面刻着如此鲜明政治主张的字样，其代表的意义和真实性，远超任何言语！这几乎就是东北抗联的“虎符”！ 内心的震撼如同惊涛骇浪，但董建吾表面上依然保持着神父的平静。他没有去碰枪，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然后轻轻将李文远的手推回，示意他收好这至关重要的信物。 “孩子，你的虔诚和思母之心，主已经看到了。”董建吾的声音异常温和，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现在，你需要的是静心，是祷告。将你的焦虑和期盼，都诉诸于主。主的安排，自有其深意。你……先回去，安心等待吧。” 这一次，“等待”二字，含义已然不同。它不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我已经收到你的信息，并相信了你的身份，但下一步行动，需要等待组织的指令。 李文远从董建吾的眼神和语气中，捕捉到了这层深意。他心中一块大石落地，知道最关键的一步已经迈出。他郑重地点点头，将枪收好，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默默地离开了教堂。 而董建吾，在李文远离开后，立刻以最紧急的方式，向他单线联系的上级发出了密报。内容的核心是：已确认一名自称来自东北抗联的联络人，持有赵司令亲笔刻字配枪为证，请求与中央恢复联系。情况紧急，请求下一步指示！ 这条信息，将随着上海地下党的秘密网络，以最快的速度，想方设法传向陕北。 董建吾看着刚刚译出的上级电文，指尖微微用力，将纸条边缘捏得发皱。 “小心甄别……已派遣熟悉东北情况的同志前往上海……” 短短两行字，分量却重若千钧。这既说明组织高度重视这个突然出现的“寻家人”，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来的同志必须绝对可靠，而甄别过程更不能有丝毫差错，一旦是敌人的陷阱，整个上海地下网络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