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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吸一口气，将纸条就着烛火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眼神重新变得平静而坚定。他需要更加耐心，像经验丰富的渔夫一样，既要放出足够的饵料让鱼觉得安全，又要时刻握紧钓竿，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挣扎或反噬。 在接下来的几次李文远看似“偶然”的到访和倾诉中，董建吾的回应开始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他不再仅仅是泛泛的宗教安慰，偶尔会穿插一些看似随意、实则暗藏机锋的话语： “北方的冬天确实难熬啊，听说比我们江南冷得多……”、“思念母亲是人之常情，不知你母亲可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或记号”、“家书难寄，实在是憾事，若有什么信物，或许能更容易找到……” 他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引导李文远说出更多可验证的细节。 数日后，上海某处不起眼的茶楼或书店 一位穿着普通长衫、面容饱经风霜、眼神却像鹰隼般锐利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地走进了预约好的雅间。他便是上级派来的“老周”——一位曾在东北工作多年、甚至可能与抗联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资深地下党员。 董建吾早已在此等候。两人没有过多寒暄，确认身份后，立刻切入正题。 “情况就是这样，”董建吾低声介绍了与李文远接触的全部过程，“他用的是我们内部的隐喻，情绪很真切，不像是伪装。但来历太过蹊跷，自称从北方来，却有一口南腔北调，对上海近期的事情似乎也有些了解，时间线有些混乱。” 老周静静地听着，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无意识地划着。“北满……红花……找母亲……”他喃喃自语，眼神深邃，“如果他真从东北来，而且是抗联的人，那就不可能对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老赵、夏云阶、张寿笺、老冯……这些名字，鬼子那边能查到，但很多具体的细节，只有自己人才清楚。” 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安排一次见面。我来问他。” 这次，李文远见到董建吾时，发现他身边多了一位陌生的“教友”老周。老周看起来像个沉默寡言的生意人或学者，但那双眼睛扫过李文远时，让他瞬间感到了某种被审视的压力，比面对姚胜利时更甚——这是一种经历过真正血与火考验的、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敏锐。 谈话依旧从“思乡”开始。但很快，老周便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向了更具体的方向： “听说北边山里，有种木头盖的房子，一半在地下，叫‘木刻愣子’，冬天倒是暖和” “我们叫地窨子”李文远说道。 “听说你三哥人长的又高又精神，说话啥的特别客气……” “我三哥，个头不高，说话倒是也和气，就是见了没骨气的人要发火。” “最近听跑货的说，北边不太平啊，好像有支队伍挺厉害，领头的是不是姓啥来着打得鬼子头疼。” “北边分的可细了，有的姓赵，有的姓夏，还有的姓周。”李文远说道 他甚至可能哼起半句东北抗联中流传的、外界绝难知晓的民歌小调有时候故意哼错，观察李文远是否能接上，或者能不能指出来。 这些问题看似家常，却刀刀见血。任何一个细节答错，或者反应不自然，都可能引起怀疑。 李文远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凭借他在1936年抗联根据地实实在在的生活经历，谨慎而又真诚地回答。 经过董建吾和老周等人一番谨慎而周密的暗中调查与甄别期间，包括跟踪观察、核查李文远在上海的活动、，虽然未能完全确认李文远的全部底细，但排除了他是日伪或国民党特务的明显嫌疑。然而，缺乏一个决定性的“信物”，让接触停留在外围。 当老周再次通过董建吾询问李文远，能否提供更具体的证明时，李文远知道，必须亮出底牌了，但这张底牌不能随便亮给中间人。 他态度坚决地对老周说：“同志，我理解组织的谨慎。但我带来的东西，关系整个东北抗联的命运，甚至更重大。这封信，我只能当面交给上海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否则，我宁愿等，或者另想办法。” 这个要求被迅速上报。鉴于事情涉及北满、吉东两个省委，且可能牵涉国际路线和东北抗战大局，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冯书记权衡再三，决定冒一次险，亲自见一见这个神秘的“东北来人”。 于是，这天傍晚，老周找到了李文远。 “李先生，准备好了吗带你去见个人。”老周的神色比往常更加严肃。 李文远心领神会，点了点头。 接下来是一段足以让人失去方向感的行程。老周带着李文远，在上海错综复杂的弄堂里七拐八绕，时而快步，时而停顿，确认没有“尾巴”跟踪。接着，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路边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汽车。车子开动后，李文远被要求戴上了厚厚的黑布眼罩。 汽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期间多次转弯、颠簸有些可能是故意绕路。李文远完全失去了方位感，只能感受到车辆最终停下，被老周搀扶着下车，又走了一段路，上了几级台阶，进入一个房间。 眼罩被取下时，李文远适应了一下昏暗的光线，只点了一盏小台灯。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陈设简单、但还算整洁的房间内。除了带路的老周，面前还坐着一位穿着深色长衫、面容清癯、目光沉静如水的中年人。此人气度沉稳，不怒自威，正是上海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冯书记。 冯书记，人带来了。”老周低声说了一句，便退到门边警戒。 冯书记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李文远，仿佛要从他身上每一个细节读出真假。 李文远知道此刻任何多余的话都是徒劳。他深吸一口气，没有回避冯书记的目光，而是用一种坦荡而急切的眼神回望过去。然后，他小心翼翼地，从贴身内衣一个极其隐蔽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个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 他双手将小包递到冯书记面前的桌子上，沉声说道：“冯书记，这是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六位主要负责同志的联名亲笔信。请您过目。” 冯书记眼神一凝，接过油纸包，动作沉稳地一层层打开。当最后露出那几张有些发皱、但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信纸时，他的呼吸明显微微一顿。 他拿起信纸，就着昏暗的灯光，快速而专注地阅读起来。信中的内容，详细陈述了东北抗联目前面临的极端困难：敌人的残酷围剿、物资的极度匮乏、与关内党中央长期失联的苦闷……更重要的是，信中尖锐地指出了接受远在莫斯科的王小个子，等人指挥所带来的“严重脱离实际”的问题，迫切渴望得到党中央的直接指示。信的最后，用极其肯定的语气，提到了“李文远同志”以及他提供的“特殊且极其重要的援助”，并以两个省委的名义共同担保李文远“绝对忠诚可靠，可予以完全信任”。 这封信，等于是北满和吉东抗联的“血书”和“投名状”，其分量重于千斤！ 冯书记看完信，久久不语。他再次抬头看向李文远时，眼神中的审视和疑虑已经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和一丝看到希望的光芒。他能认出其中几位领导人的笔迹和暗语标记，这封信的真实性毋庸置疑。 “李文远同志，”冯书记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你辛苦了！这封信，太重要了！东北同志们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 他站起身，郑重地将信收好：“请你放心，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渠道，将这封信的内容，以及你的情况，立即向延洲党中央请示！” 他握住李文远的手：“你先安心在上海隐蔽下来，等待中央的指示。在此期间，你的安全和生活，由老周负责。有什么需要，也可以通过他转达给我。” 听到“延洲党中央”这几个字，李文远悬了许久的心，终于落下了一大半。他知道，自己这万里迢迢、险象环生的“寻根”任务，终于取得了最关键的突破！红色的电波，即将跨越千山万水，将东北抗联的呼唤，传达到陕北的窑洞里！
